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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平等是通向自由之路。
如果说可以用“通过平等达到自由”
的口号来表达工业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志向，那么后工业社会主义者倾向于“通过自由达到平等”
的口号。
正如埃柳尔认为的，这种文化和道德只有在巨大的“文化突变”
之后才能获得传播，如同基督教当时所实现的那种突变。
埃柳尔写道，他所宣传的“自由的社会主义”
有基督作为典范，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显示了人的理想类型：无私的爱，忘我精神，选择的不是统治而是自由。
除了求助于合作社和公社之外，除了寄希望于文化的突变之外，后工业社会“左”
派还有社会解放这个更有效的杠杆作为自己的储备。
这就是地域的自治。
后工业主义者重新又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他们关注的是维护“差异”
的权利，保卫“同一性”
不受社会中心化过程的侵害。
关于地域自治的思想是列菲弗尔在其著作《论国家》中一贯阐发的思想。
在工业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有时也出现过工人自治的运动和理论。
列菲弗尔的观点与它们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思想，即必须要考虑地域利益在政治机构中的表达。
这种思想指向的是代表“社会边缘”
的利益，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家内部。
在国家内部始终都有统治中心和从属的边缘。
列菲弗尔认为，甚至阶级对抗也可以用统治空间和被统治空间的概念来表达（作决定的中央空间和其中生活着社会上受压迫的阶层的空间）。
列菲弗尔竭力维护差别不受中央的统一化影响，他主张根据“空间民主”
的精神改造现代国家。
从这种观点出发，空间政治机构应该取代代表民主制的“抽象概念”
，这将为直接民主制和自治开辟道路。
最后应该指出，现代社会主义者把社会运动的目标确定为与理性化建制斗争，他们不愿意看到现代社会之前的状况出现。
最新的社会主义尽管与马克思彻底决裂，但还是遵循马克思所提出的原则，即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派）应与保留它的成就相结合。
但是与马克思不同，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代表认为，社会主义关系的地带的建立不是取缔资本主义，而是和它一起，就像是在理性化社会范围内的非理性化行为地带的积累一样。
也许，少数生态激进分子例外，他们被小村社的生活前景所鼓舞，这些小村社与生产的增长和科技新发明格格不入。
从整体上说，在那些业已形成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传统的国家里，现在和以前一样，社会主义继续完成这样一个客观任务，即让理性化的社会机构适应来自社会边缘地区的要求。
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有助于使无特权的各类居民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机构。
这样，针对在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的，即对社会主义是空想还是科学，可以作这样的回答，社会主义既不是空想也不是科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不断批判，目的是使它人道化。
所以，当今的历史歪曲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方案。
（李玉彩译张百春校）
[1]选自《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莫斯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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