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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根本不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的基础与自由主义国家的观念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他自己就是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拥护者。
在这里，波普尔试图证明民族国家观念原本就是错误的，尽管并非如此。
波普尔没有注意到，大西洋的文明和罗马—日耳曼的文明在社会文化经验上有巨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只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告消失。
不能说一种哲学观念比另一种哲学观念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但相反可以说，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人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一种神话，就像黑格尔把民族国家当作民族统一精神的体现者一样。
马克思也不赞同黑格尔把国家解释成是自由主义的国家。
马克思在历史主义的道路上，在自由主义和黑格尔的虚假的对立之外寻找答案。
波普尔批判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拥有他所说的历史主义。
他认为，马克思试图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测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波普尔把设计理想未来的乌托邦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全面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技术方法都加在马克思头上。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设计过未来，至于谈到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们在马克思的观念基础上创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那么这需要专门来谈。
马克思证明，即使人们继续信奉欧洲人道主义的理想，不以任何借口放弃它们，那么它们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过程中也不可能获得实现。
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不应该在内部展开，而应该从外部展开，不应该从无条件地承认这个社会的立场出发，而应该从无条件地从理论上克服这个社会的立场出发。
哲学思想的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及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这样提出问题提供了所有的依据。
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立的社会方案，应该指出如何形成向新型的社会实践形式过渡所必需的客观条件。
今天，即20世纪末，可以说，实际上克服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西方实践形式的客观条件并没有形成，而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工业资本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不可能形成。
无疑，马克思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这些条件已有的准备程度。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念的空想的一面。
显然，马克思没能超出西方文明发展的工业阶段的界限，尽管在他的个别主张上，尤其是关于科学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那些主张，他成功地实现了一系列就大胆性和洞察力而言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论突破。
为什么马克思指出的实际地使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方案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也包含重大矛盾，其中的原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一方面，马克思使无产阶级成了在历史舞台上确立新制度、新社会实践形式的主要的，而且是唯一的社会力量，但是并不清楚、首先在理论方面不清楚，当无产阶级还是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主要从事体力和根本没有创造性的劳动，大多数人文化水平相当低的时候，它怎么能够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谁将在理论上充当它的大脑？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社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谁能够引领它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当然，抽象的回答是有的：第一，能发挥如此作用的将是一般的科学，首先是关于社会的社会科学的综合，因此将是那些能够把抽象的理论结论翻译成日常实践语言的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第二，是能够在主观上执著地献身于劳动者的社会解放事业的职业政治家。
但是，应该指出，在工业文明范围内，科学的成就，如果不是唯一地，也是主要地，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获得运用，在社会生产力的物的方面：机械技术、工艺、各种工厂劳动的组织等方面获得运用。
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力的科学与从事劳动的人是对立的，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变成了为机器服务的一个物质工具。
所以，把无产阶级与马克思的新社会观念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变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只有在以这个科学为基础建立了广大民众的求解放的意识形态之后才有可能。
这种求解放的意识形态把改变工人劳动性质的问题当作意义不大的、以后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排挤到社会意识的边缘地带。
在工业资本主义范围内形成的，把劳动分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从客观上把科学和无产阶级分开了，科学在大众意识中受到怀疑。
体力劳动者实际上的社会解放不可能在生产力性质改变之外和回避这个改变的情况下开始和进行，尽管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传播各种各样解放劳动者的途径的幻想，把所愿望的当作实际实现了的。
虽然如此，马克思提出的替代方案在理论和政治上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实践形式是对立的，为改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物质状况起了重要作用。
西方国家工业实力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增长所起的进步作用，同样也不能否定。
但是这种发展根本不能自动地使社会制度更加人道化，根本不能自动地在劳动者面前展开这样一个前景，即把体力劳动变成内容充实的、有创造性的过程。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渗透了一切领域的精神危机席卷西方工业文明，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由于许多历史的原因，在西方未曾有人作出过严肃尝试实现马克思设想的对立方案。
拥护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归根结底承认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实践是唯一可能的实践形式，因此就否定了马克思社会哲学观念中主要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我国和原先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都曾试图在实践中实施马克思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方案，但在这些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悲剧仍然是整个马克思学思想关注的中心。
马克思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实施马克思方案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还没有成熟时，政治形势已经把方案问题提到了实际实施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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