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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假说预设，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的历史中，人的心灵的这种基本矛盾把自己呈现为个人和村社关系中的渐进变化。
每个阶段都有其相应的社会形态。
按照“这些形态”
，个体化的顶点必定在“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
，“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
[11]的社会中到来。
为了把一般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到这种更高的历史水平，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新人，他倾向于把他能力的展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命价值。
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这两个定义中，哪个应当被看作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
的定义？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的讨论的整个时期所发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文大战”
中，没有一方是胜利者。
而重复进行着的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著作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不得不承认，生产关系的两个定义参照这种意识形态的创立者的著作都能得到支持。
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同寻常的东西，否则，就不可能有宗教改革这种历史现象了。
我们想一想，基督教有多少种不同的解释都能在一本或同一类圣书中找到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新约》的内在冲突是由犹太教中的这种新宗教的起源“在遗传上”
决定了的。
当耶稣对迦南妇人请求他治疗她的女儿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时，难道他偏离了只是在后来创造的我们对他的习惯形象吗？《旧约》的影响也表现在加尔文主义的理性主义特征中。
[12]
人们能够指出，马克思对他的两个先驱黑格尔和圣西门遗产的运用是其历史唯物主义中内在冲突的原因。
但是为何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包含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两个如此不同的欧洲思想潮流呢？答案只能在学者和革命宣传家这两种身份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这个事实中寻找，在马克思那里，这个特征十分明显。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科学革命的时代，他的同时代人有L.麦克斯韦、C.赖尔、R.迈耶尔、G.孟德尔和Д.门捷列夫等。
在《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公式”
也发表了，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贡献经常被拿来与查理斯·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的革命相提并论。
诚然，革命理想在达尔文和马克思之前的生物学和历史学中就都曾被表达过，但是达尔文和马克思二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都提出了一种对进化的解释，这种解释满足了当时的科学标准，并分别提出了生物学和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前言中谈论“自然历史”
过程时，他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相似性。
另一方面，学者的理论思维在马克思那里有时被革命家气质挤到后面去了。
而且，马克思观点的革命特征在后来恩格斯为普及他著作而作的武断解释中被夸大了（“丢勒－维尔纳茨基规律”
是另外一个极好的例子：学生更容易理解，但只是因为他歪曲了老师）。
为了改变，而不仅仅是解释，就需要大众可以理解的世界标语。
马克思有时也用难以理解的语言提出他的思想，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巧妙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称马克思的一些著作的口气是“抽象辩证的”
[13]，他伤心地评论说：“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
[14]马克思本人也承认《资本论》（“社会形态”
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初稿远远不够通俗，并把这归于主题的抽象性以及这样一个事实：科学中的革命思想不可能被普遍理解。
但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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