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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前言中，马克思满意地指出：“除去价值论那节，这本书不难理解。”
然而，文本的通俗化隐藏着被那些不熟悉“科学基础”
的人歪曲的危险：马克思不无理由地强调后者必须先于通俗的说明。
结果，当人们求助于对“社会形态”
中的同样问题的“抽象辩证的”
说明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乐于引证的《资本论》中的许多段落就得到了不同的解释。
因此，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也可以说就是尝试把马克思著作中的科学因素与革命宣传因素区分开来。
为此目的，我们可以应用对假说与事实加以比较这种通常的科学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把马克思的两个因对生产方式的定义而区别开来的基本的假说与历史事实进行比较。
二、古希腊罗马的划分标准
革命的和进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在它们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主要问题之一的方式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社会形态划分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的基本问题）。
根据统治和服从关系的划分从19世纪末，当Α.Α.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出版时，开始在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确立起来，随后这一划分原则被列宁所采用。
这种划分的支持者经常提到恩格斯有关三种主要剥削形式的著名说法，即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它们也标志着文明的三个主要时代。
而恩格斯则很可能提到了圣西门，圣西门按照剥削的同样三个主要形式来区分历史时代。
社会形态的这个系列最终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得到巩固：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奴隶制形态既包括古代的亚细亚专制，也包括古代城邦。
对于焦凯伊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马克思也一样，人类历史开始于亚细亚的和古代的生产方式：最古老的国家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希腊罗马国家属于第二个。
这是黑格尔的图式：人类历史是按照管理着世界的理性的计划展开的，这一理性在古代东方的、古希腊罗马的以及日耳曼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自由。
古希腊罗马可以作为以上所引生产方式两个定义真理性的判别标准。
城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简单性使其成了用以验证马克思系统假说的便利对象。
依据古希腊罗马是“奴隶制度”
的一部分还是必须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生产方式两个定义中的一个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通过对个人从共同体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形态”
的研究，马克思把古希腊罗马公社置于一个中间位置：土地已经为私人所有，但它只是被公社的成员所有。
公社采取了古希腊罗马城市国家（城邦，polis）的形式。
城邦的公民能够积极自主地行动，但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属于城邦的市民共同体以及他所负担的义务。
逻辑上可以设想，集体和个人之间的这种令人惊讶的平衡对古代社会的整个精神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使其在人类历史中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制度是通过“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
[16]而确立起来的。
“制度的灵魂”
，它的不可重复的正在生成中的存在，植根于生产关系的总体中，植根于它的结构中。
一经形成，制度就致力于保全自己，延长其存在。
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不断再生产自己，只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没有改变其原始的结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困难了。
随着人口的增长，为所有的公社成员提供土地变得不再可能。
这个障碍通过导致了征服的战争和奴隶流入的殖民方式被克服了。
奴隶处于公社之外：他只是土地的一个附属物。
然而，同一块土地上大量奴隶的集中严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改变了生产关系。
公社逐渐丧失了以其原始方式再生产自己的能力：它的发展和扩张导致了它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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