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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区分了两种生产关系，一种是原始的生产关系，古希腊罗马公社随着它们而产生，它们决定了公社的独特性；另一种是派生的生产关系，它们的发展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原始结构衰退。
“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
[17]它们“构成所有原始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灭亡的必要酵母”
[18]。
同样的思想也表现在《资本论》中：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已经解体、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生产是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19]（同时，资本论也提到了“奴隶制秩序”
和“基于奴隶的社会”
[20]）。
因此，马克思在一种形态的存在中区分了三个阶段：确立、繁荣和衰落，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生命周期。
与前言中极端的普遍公式相比，这种对社会制度兴起和衰落的分析是从理论抽象走向具体历史的一步。
马克思对古希腊罗马社会形态的系统考察被后来的研究证实了吗？从这种观点来看，生产方式的两种定义哪一个更好？“城邦革命”
被“铁的革命”
抢了先，后者增加了私人耕作的收益和农民步兵的军事力量（相比于贵族的骑兵）。
处置自己土地份额的权利和与那种权利紧密联系的“被意识到了的个人立场”
[21]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就有记载，比米利都的泰勒斯还早一个半世纪，泰勒斯的著作通常被看作所谓“希腊奇迹”
的伟大思想转变的开端；而比克利斯提尼早两个半世纪，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完成了希腊民主的城邦制度。
许多作家追寻哲学、艺术以及整个古希腊罗马世界观与城邦的民主及其公民个人自由的关系。
只有在一个用社会群体之间的理性的妥协代替痛苦的争斗的民主社会，才可能出现作为古希腊文化转折的必要条件的无处不在的竞争精神。
[22]
这样一来，我们面前既有一个新社会制度在其中形成的长期的进化时期，又有一个必要的（从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的事件序列：经济中和个人发展中的进步先于思想中的革命；“奇迹”
被觉醒的个体完成了。
在这种进化方案中，系统性的假说在应用于古希腊罗马时是“起作用的”
，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由于丧失了其“万能学说”
的地位，只保留了自己的作为当代历史思想的一个学派所具有的意义。
生产方式的二要素定义预设奴隶社会中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决定了它的精神文化，它也把相似的特征赋予了使用奴隶或与奴隶相近的劳动的一切古代社会。
但是有什么必要证明希腊和埃及的古代艺术表达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体现了根本上不同的艺术思考类型吗？关于古代文化我们所知的一切都与那种将其简单归结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对抗的做法背道而驰！
有关“希腊奇迹”
的一些著者对奴隶完全只字不提。
[23]在两种文化观的基础上证实正在形成中的制度的功能也是不可能的。
对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精神文化的研究具有象征意义。
[24]到这时，奴隶获得了他们自己的诸神和英雄，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处于罗马精神生活的外围，无论如何都不能对罗马的精神生活起决定作用。
在文学著作中，奴隶最经常地被塑造为感情的负载者，但是这并没有穷尽这些著作的内容，并没有使它们成为奴隶制文化的纪念碑。
对于黄金时代的罗马人来说，奴隶是一个“警察问题”
。
也没有人成功地发现古代中东的特殊的“奴隶文化”
[25]。
在恩格斯看来，对奴隶的剥削为城邦的市民提供了智力活动的闲暇，这种简单的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历史学家不再确信奴隶劳动是与机器的使用不相容的，也不再确信它在自由民中间引起了对劳动的普遍蔑视。
这些思辨的结论没有被经验的研究所证实。
在民主的城邦，主要的生产力是小财产所有者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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