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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也属于理论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拥有的重要范畴关系之列。
第一次对这一对范畴的含义与意义加以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学说，物质含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只有借助各种非物质的形式才能变成现实。
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黑格尔在这个方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
但与自己天才的先驱不同，黑格尔没有把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与物质概念联系起来。
不错，黑格尔没有否定无限的可能性，不过他把它们说成是抽象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只能被思维，但不能被现实地实现。
黑格尔用有限的现实的可能性与抽象的可能性相对立，这些现实的可能性在存在一定条件和以实现这个或那个可能性为目标的活动的情况下变为现实。
现实的展开表现为必然性，它高于可能性。
这个结论表达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倾向，表示出阅历丰富的意识与现实和解的思想，这一思想与只是简单地存在着的东西不同，它既是必然的，又是理性的。
想要把自己的时代看作全部世界历史过程的完成的黑格尔，当然不能够也不想明白由社会进步表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可能性世界，其中包括那些借助历史的发展成为现实并最终得到实现的可能性，比那种正在被社会或者自然发展更发达阶段的实现着可能性的新现实合乎规律地取代的当下现实，丰富得多。
很遗憾，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时不时地涉及可能性—现实性的范畴关系。
在这里，可能性被他们主要解释为一种胚胎，它将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发展，成为现实。
这种把可能性归结为胚胎的做法，只是作为一种类比才是有意义的，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指出的是一个由胚胎的存在所决定了的可能性，一个完全规定好了的、得到充分预言的现实已经被给予，已经设定好了。
然而不论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两种甚至更多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分析使用价值和商品内在固有的价值的对立时指出：“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77]恩格斯就马克思对商品的理解作了解释，他说：“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
[78]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核心内最初的萌芽之前好几千年就已出现，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这个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会沉睡那么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变得完全不能解释了。
作为胚胎的可能性概念也被恩格斯用在对自然科学问题的考察中。
例如他说：“在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中，‘在自身中’包含着整个无限多的比较高等的有机体的胚种。”
[79]这种关于可能性与现实性关系的观念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在恩格斯时代已经被推翻的生物学发展中的预成论。
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可能性概念在恩格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分析中得到使用。
他说思维是至上的，又是不至上的，思维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就像它是有限的一样。
“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80]在这里，可能性被理解为认识所固有的着意要超越现有认识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的世界要比现实丰富得多。
对认识过程的可能性的这种理解是对世界无限可知这一辩证法原则的有力论证。
但是就是在可能性—现实性关系的这种理解中，也缺少关于多种可能性的观念，即缺少关于发展的现实过程绝不是以唯一的可能性为前提这样的观念。
然而只有考虑到可能性的多种多样性，才能正确地理解确定的现实的形成，理解它固有的并非单义的、一维的必然性。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无可争辩的说服力证明了可能性对现有现实的超越。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19世纪最后30年的电工技术革命，20世纪中期的科学技术革命，这一革命的现代阶段，电子计算机革命——所有这些不是别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在今天，谁有勇气对多种可能性因而也是对科学技术进步、它的潜在能力和前景加以限制？这样的人在现在是找不到的。
的确，有不少人，包括在科学精英中，被科学技术进步的多种可能性吓坏了。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创作了描绘科学技术进步可怕后果的反乌托邦作品。
最明显的例子是O.哈克斯利的长篇小说《新的美丽世界》（当然，名称是在讽刺意义上使用的），小说描绘了借助专门的技术设备制造人。
这部小说是在70年前问世的，现在它所说的人工制造人类个体已经不是乌托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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