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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不论其形式与发展水平如何，不断地受到来自理论的批评。
物质生产、社会活动还有用于认识的物质手段，都一样要受到理论批评。
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理论往往要走在实践的前面。
当然，这不是说实践不再是认识的基础了。
实践继续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但只是在它掌握、吸收科学理论成就所达到的那个程度上成为认识的基础。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实践本身，也并非与科学理论无关，而是实践与科学理论的统一成为科学认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在其研究工具成为科学理论、理论研究成果的物质化、物化形式的现代自然科学中（例如在原子物理学、在天文学、在生物化学中），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了实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在确定理论原理是正确还是虚假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这些理论原理，直到它们获得实验验证之前，一直是通常的假说。
毫无疑问，实验是实践活动的特殊形式。
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从正在接受实验验证的一定的理论原理出发的。
斯焦宾说得对：“实验应该是先有某些抽象的实验方案，这些方案是事先在科学中建立的，并且存在于科学知识的内容之中。”
正是通过这些方案，实验者观察自然界，并把它作为自己实验活动的“标本”
。
这样一来，就是实验实践也并非与理论无关，不依赖于理论。
实验不仅是被科学地思考过的由科学理论指引的实践，它还是一定的科学设想、见解、假说的现实化或向现实靠拢。
恩格斯在强调实践活动特别是实验的作用时指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绝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
Posthoc（在这以后），但不是propterhoc（由于这）。
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
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hoc等同了。”
[87]如果赞同恩格斯关于劳动、实践、实验的认识作用的观点，那就不能不承认，他举的例子，可能与他的意图相反，所说明的正是实践的，特别是实验的局限性，因为这里所说的天文现象不论在什么程度上都不能听从实践的作用。
因此，在这里不能为了证明propterhoc的必然性造出某种posthoc。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在对社会过程的认识中，实践也是真理的标准，虽然在这个领域与自然科学相比，实验的作用不那么显著，而在许多方面完全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认识领域，实践通常被理解为历史经验。
确定性不是这个概念的特点，因为在对历史教训的研究者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意见。
虽然如此，有相当多的社会知识，其真理性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社会思想家们关于奴隶劳动和奴隶制在经济上没有效率的论点，在这些经济关系实际上被消除之前很久便已经讲出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自己全面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的原理，最初是由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末表述的，这些原理早在他们在世时就已经被推翻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坚持这些原理是正确的。
这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经验当作真理标准所作的理解是相当不确定的。
由此可见，就深层看完全正确的关于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的新思想，与其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中从理论上研究过了的，不如说是一种假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几乎是把实践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有对实践的认识论作用加以批评分析以及对使用这个真理标准的方法与界限加以研究的必要。
因此我们可以同意德国认识论问题研究者P.布博奈尔的观点，他指出，不应该把实践概念变成借助它可以解决一切理论问题的咒语。
布博奈尔说：“任何地方都没有使人们可以看到由理论领域向实践的简单转变可以自己清除谬误的根据。”
[88]
我可以断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不到对本质的这种多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把本质规定为现象的内在联系，没有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深入到对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相互过渡关系的考察。
例如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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