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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桌会议。
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一致，这次会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对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方位的深刻反思。
从理论的角度看，与会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点上，即批评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没有人的地位，他们强烈呼吁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
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哲学界也时有所闻，对人的问题、人的主体性等关注不够也确实是以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不足之处，这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已是共识。
哲学为政治服务，是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使命。
这是该圆桌会议批评的另一个焦点，也的确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哲学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深层联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承认的。
但是哲学应当怎样为政治服务？需要研究。
苏联那种哲学政治化的做法，事实证明并不成功。
哲学与政治没有了距离，负面影响颇多。
会议强调这样做不利于哲学家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扼杀了哲学的生命，这固然有道理，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从另一方面看，政治家也必须自觉地与哲学保持一定距离，对哲学家的意见持分析态度，仅供参考，不然会使自己的政治实践“书生气十足”
，脱离实际，并为此付出代价。
“人道化”
是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苏联改革的失败，苏联这个国家的解体，究其原因与戈尔巴乔夫在人道主义思潮左右下制定的从理想出发脱离国内外实际的改革方针，有直接关系。
本书的《哲学的新思维》一文是“哲学与生活”
讨论会俄文材料的节译，讨论会的一些内容未能得到反映。
例如，没有涉及讨论会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建设的意见。
发言人提出，哲学队伍的老化、僵化、官僚主义化是阻碍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哲学问题》主编В.С.谢苗诺夫说：
至今还有不少吹起来的大人物基本上保持着所占有的位置和称号。
实际上的哲学工作，他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也没有做。
……
某些人物一辈子总想当“第一名”
，“总是走在前面”
。
他们在积极妨碍哲学的创造性的、勇敢的发展和尖锐地提出哲学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在我们由于缺乏创造性和不敢尖锐提出问题而受到毫不手软的批判和打击的时候，还是这样。
现在当他们又一次“首先”
号召我们要勇敢的时候，他们又走在公开性和改革的“最前列”
，没有一句自我批评，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就苏联而言，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不断创新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米丁等人占据哲学领导岗位几十年，早已成为哲学官员，丧失了学术创造能力，而几乎所有勇于创新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压制，如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凯德洛夫、柯普宁、凯列……
20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开始的几乎席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它要求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认识，其中也包括总结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经验。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宝贵历史机遇。
迄今为止，真正大规模地、深入地进行了这一工作的，只有苏联，只有这次“哲学与生活”
讨论会。
讨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进行的，一些意见虽然不尽客观公允，但整个讨论的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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