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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哲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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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命运是哲学的对象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人在许多可能的行为中作出选择的决定，是自由的吗？所谓决定的自由，应该怎样正确地理解？个人对他自己所作的决定，特别是在那些包含着矛盾的情况下，负有什么责任？任何一个决定，从某种观点看来，导致我们认为积极的结果，但在同时，从另一种观点看来，却导致消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评价我们的行动的价值？已经有这种方法了吗？如果已经有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能使我们的行动得到积极的评价？因此，个人对社会和对周围世界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准则？
以上是从许多问题中挑选出来的几个问题。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堆莫须有的问题，一堆愚蠢的问题，它们在哲学上是没有任何存在权利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们不但是一些根本问题，而且是哲学工作的唯一内容。
我们不必大老远地回到历史中去寻找这两种极端态度的代表人物，在现代就有这样两种倾向表现着：一方面是新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是存在主义。
在哲学思潮中还有更多这样的两极分化，但这次我们是从哲学对象本身这个角度来分别的。
这一分化至少使某一部分哲学家抱有一种信念，认为哲学史是一部愚昧史。
这样一种信念对他们自己的学派来说也是不甚光彩的。
显然，得出这种判断的立场是不受批判的，因为这种立场是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正确的。
由于这种在哲学家之间散播的对其他哲学思潮也不甚光彩的信念，依据互惠的原则，就有令人得出非建设性结论的危险，即认为大家都是正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的。
每个哲学家都给自己播下这粒怀疑论的种子，这倒也不错，虽说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要求是过分了些。
哲学家们对上面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的两种态度是有历史根源的。
在历史告诉我们的这种分歧中，最有意思的是伊奥尼亚派和苏格拉底派之间的分歧。
这种称呼显然在这里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尽管形成这些称呼的流派或个人真是代表了上述令人感兴趣的不同哲学观点。
伊奥尼亚派是第一批——从欧洲文化上看来——把哲学的对象看作对支配着世界各种现象的规律的研究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则相反，用西塞罗的话来说，他把哲学引到人间的茅屋之下，把哲学的对象看作研究人应当如何正当地生活的道理。
他不是第一个，但是他坚持这个观点到极点；他的历史性的光荣使我们可以用他的名字来称呼这个流派。
这两个流派在整个哲学史中很活跃，虽然它们很少表现为完全互相否定的敌对立场的纯粹形式。
新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尤其在萨特存在主义的形式下）则是例外，它们彼此以明确的方式表示出争论点的真正性质。
我们一开头所列举的那些问题，在哲学上已经得到论证了吗？换言之，是否可以认为已建立了这样一种哲学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个人的命运，个人在各种境遇中的行动方式，以及给予这些行动方式的评价，可以成为哲学的对象吗？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就是这方面的争论。
现在我们来着手考察这个问题本身，以便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当我们问到某些问题是否能够成立，或者是否有意义——在这个词的广义上——时，同时必须考虑到和解决这个疑问有关的前提。
我们应当考察，哲学有没有提出这类对人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权利。
应当研究，这是不是一种哲学的空想，是不是一种脱离人的根本利益和需要的思辨。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像探求“一枚别针头上可能有几个天使”
这类问题的性质是思辨的、形而上学的。
但是，关于生活的意义或者人在行为中作出决定的自由的问题，无疑地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虽然对这些问题提出的答案也往往陷入思辨和形而上学的迷雾中。
至于这些问题本身，则在人的生活实践中有极强固的根据。
毫无疑问，对人来说，除了在各种情况下如何正当地生活这个问题，再没有更实际的问题了。
如果接受这个前提和与它相联系的标准，那么，那些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就无可否认地显得是哲学观点有权解决的了。
但是，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个角度是那些拒绝把个人命运看作哲学对象的人尤其感兴趣的。
一个问题确实可以从现实的人的关心和需要出发，它在人的实践中有其根据；但是，从它的性质来说，如果它要求像科学思想那样正确地解决，那仍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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