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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命为一种科学的哲学观点来看,这一类问题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们提得不对,所以也是不能解决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新实证主义认为这些只是合乎文法的、莫须有的、愚蠢的问题,他们把一切伦理——在这个词的广义上——问题归到只和情感问题有关的诗的领域,而把它们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种观点和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吧!
首先,说某种哲学态度是科学的、和另一种非科学的哲学态度相对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解释,也可以接受或抛弃某种解释。
但二者必居其一:我们之所以承认一种学说具有科学性,或者是承认它的论证合乎真理,或者是承认这种学说所据以得出这些论证的方法是正确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表现着两种可能性:这种学说的论证要具有科学性,必须或者它包含着绝对真理,或者它包含着相对真理,即与人类认识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水平相适应的部分真理。
建立绝对真理,是各种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本来企图。
这种企图是和任何科学发展的经验相反的,以致直到今天没有一种重要的哲学学说能够证明这种企图是合理的。
如果,相反地,我们对一个学说的理论的要求缩小到只是证明相对真理(在上面所说的这个词的意义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很难否认各种不同的学说的某些个别论点中有着相对真理(在这里,争论只可能发生在对世界的认识的正确程度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哲学论点并不服从一种严格的裁判标准这个一般的特点,更难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种争论。
仅仅根据这种观点而认为任何一个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那就每一次都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所以,也不能因此就转到新实证主义。
在第二种情况下,科学性或非科学性的问题就牵涉研究方法和推理方法的问题。
在哲学领域,这首先是哲学概括和各种专门科学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科学发展史来看,一种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只是由于它的论点是各种专门科学的研究的概括,同时它本身又成为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在这样一种观点下,当方法上的必要性被承认的时候,哲学就保持着它的科学性,即使它的论点不同于另一种哲学体系的论点。
在这里,争论的范围显然是很广泛的,而且不应当期待一种简单的解决。
但是,在我们面前,却呈现着考察我们感兴趣的那些问题的某些可能性。
我们之所以有时提出关于物质世界发展中的决定论问题,有时提出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不同的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因为这两类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对各种科学学说(即物理学、生物学等的研究成果)所采取的态度,对于判断哲学结论之是否具有科学性,是有决定意义的。
在今天,有些人把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滥捧一气,并且以为如果现实不符合他们的哲学论点那它就糟糕至极,这种人肯定是不值得尊敬的。
在这些问题上,科学的哲学明显地受着科学发展的影响。
显然,哲学的解释是会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既得成果成为各种解释的主题的时候,以及要从许多已经证明的事实过渡到哲学概括而缺乏某些中间环节的时候。
在这里,这些环节的缺乏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所以罗素说得很有道理,他认为,在完全的确定和证明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哲学的终结。
那么,当我们谈到生活的意义、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个人对社会的行为准则等问题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的吗?
是,也不是。
说它是,因为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某些专门科学所科学地证明的事实;说它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是有分歧、很混乱的,而且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有哪一些专门科学可以作为依据。
那么,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这些问题和演绎科学或各种经验科学的领域中,甚至和某些哲学问题领域中的那些规定着科学性的一定的标准不相符合,所以可以作为莫须有的问题而抛弃吗?决不是这样。
事实上,新实证主义把所有的伦理问题都记到莫须有问题的勾销账上了,但这决不足以证明这些问题的不合理,而只足以证明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为文化思潮,新实证主义的特点是把极大的自信和不容置疑的自负与最小的真实和持久的成就结合在一起。
此外,这种思潮用来攻击伦理问题的反形而上学斗争旗帜,今天已被人鄙弃了,甚至它过去的信从者也谴责它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并且是属于劣等的形而上学的。
新实证主义的危害虽不足道,但在这里推论的错误却是明显的。
在上面所见到的情况中,涉及的问题不同于像科学的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但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些莫须有的问题或不合理的问题。
只要人们在死亡,在受苦,在失去他们的亲人,那么,关于生活的意义的问题总是正当的。
例如,他们在问:生活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不可以自由地结束他们的痛苦呢?只要人们在生活中碰到发生矛盾的问题而需要作出决定和行动(往往对某些人做出善事,就不免对另一些人做出恶事),那么,他们总要问:怎样才是正当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作出决定;只要人们为了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却在社会上和别人的相反的意愿相冲突,那么,他们总要考虑他们的选择的自由的限度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诸如此类的问题,和那些关于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论的问题,不是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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