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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想提供明确的世界观的理论必须回答这些与这个世界观有关的切实的问题。
不谈这些问题就是认输，只会使自己倒霉。
第二，马克思主义如果要在反对唯心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占领思想阵地，那么只有当它对那些争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创造性的结论后，才能取得胜利。
只有这样一种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积极性的批判，才是真正有效的批判。
根据这个理由而且同时考虑到这种争论的政治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岂不是应该赶快而且尽可能广泛地投入个人及其命运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过去被他们忽视了，但现在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应。
二、生活的意义
只有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才能解释为什么哲学家今天经常地，尤其是在青年的会议上，遇到涉及生活的意义的一些问题。
我得承认，人们就这些问题对我频繁而固执的询问，不仅迫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而且还迫使我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多年以来我专门从事对新实证主义的批判。
从某些方面说，现在对此我还颇感兴趣。
这并不妨碍我把这种思潮，如在类似的情况下常发生的那样，看作是所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中以它的思考方式和表述的精确性对我最接近的一个流派。
正因为这样，批判新实证主义对某些观点所提出的错误假设和错误结论，在我看来就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我对于新实证主义派对纯粹词句上的思辨和形而上学的反感却是有同感的，这种反感最近还支配着——至少是主观地——“维也纳学派”
的创立者。
每当开始对“失望的态度”
、“生活的意义”
等作模糊的考察时，我就感到真正的恼火。
我之所以提起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至少对于“生活的意义”
这个问题，我准备作自我批判。
的确，我并没有改变对笼罩在这一领域的黑暗的意见，但是事实令我确信必须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最坏的哲学莫过于象牙塔的哲学。
一个哲学家，如人们对他所要求的那样，应当具有社会意识，所以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命令。
倘若这个问题不够清楚，就应努力使它明确起来；倘若它是承袭了形而上学的恶劣传统，就应设法割除这种肿瘤。
然而拒不回答一个明显地令某些社会阶层苦恼的问题，则是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不重视一个具体哲学问题的社会需要的哲学家，是要遭到严惩的——是会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停止他对于这个时代所起的影响。
不容置疑，提出像“生活的意义”
这样一些问题的需要，现在已成为最尖锐的需要了。
在我的脑子里曾留下一次深刻的记忆，那是一次跟耶朗基住宅区的大学生的会晤：在一个以关于世界观为题的报告会后，听众提出了一大批关于伦理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一些关于生活的意义的问题。
一个听众突然说：“我请你别生气，也许你愿以自己为例向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生活的意义。”
我首先的反应是愤慨：竟以这样不良的态度来跟报告人开玩笑！
然而当我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提问人和几百个瞻望着我的年轻人的脸时，我立即就体会到这是严肃的事情。
他们倾听我的讲解时的那种肃静，确证了我的这个印象。
我得承认，当时我就狂热地、坦率地表达了我的看法。
直到那时为止，我认为这类问题是容许提出的，或至少是应予考虑和回答的。
正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就应如此。
对新实证主义的批判，如对分析哲学的种种批判一样，并无碍于对它某些观点的承认。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如果问题不够清楚，就应该在分析它的提法时，弄清在问题中涉及的是什么，能对它给予怎样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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