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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信仰的观点，则问题仍是表现得最简单和最“方便”
：人可以免除思考的负担，因为他必须遵从外来的规范，即来自人所必须服从的上帝的规范。
这些规范向人指出可尊敬的生活目的，换言之，即给人一个关于生活意义的教训，这个词是取其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含义的。
一切就是如此。
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由《启示录》所传授的神圣规范，为了更好地体会其意图，是必须注释的。
显而易见，人们可以提出有利于维护这些规范的人类起源学说的论据：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上帝。
然而遇上一个无视合理论证，或由于情绪方面的原因而固执地不顾这些论证的人，则任何论据也会是无用的；信奉《启示录》的人预先就投靠在它的虚伪上。
行动的方式只有一个：应经常地揭示科学态度和宗教态度之间的矛盾，强调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必要。
随着教育和文化在群众中的发展，这种行动方式就会愈来愈有效。
据我的看法，这就是在群众范围内反宗教偏见的唯一有效方式。
只要还有某人固执地不放弃对这个问题的宗教解决办法，我们就只能对他这样说：对于不愿放弃科学观点的人来说，这种解决办法是不足为训的，它是不属于理论的研究范围之内的。
上面我已经指出了在对“什么是生活的意义”
这样一类问题的解答与作出这种解答的作者的世界观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
然而这种联系并不像一个唯物主义者选择了利他主义的态度，一个唯心主义者选择了利己主义的态度（或者反之）那么简单。
不论你是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不论你所理解的世界是运动的或静止的，任何这些不同的态度，包括社会幸福主义，都是同样可以被采取的。
在这个问题的历史上，作为证据，我们可以举出几十个、几百个例子。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只可能是些很一般的、很抽象的、属于观念类型的观点的定义，因此在它们的具体方面，这些观点可以用极不相同的方式来解释。
一个纯粹的利他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同纯粹的利己主义一样，实际上是一种空想。
我们已经说过，各种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学者都能满怀信心地维护社会幸福主义的原则，这就是说，维护人生目的是向往最广大人群的最大幸福，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幸福愿望（因为把社会幸福主义导向这种或那种功利主义是无根据的、没有得到历史证实的）的主张。
但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宣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
的确，这种主张也可以列入“社会幸福主义”
的行列（显然，在这个名词的一定意义上，是如此含混和空泛，以致能引起许多不同的解释，有时那些解释彼此之间的差异极大），但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是各种不同学说的主张者都可以列入的一般的公式；它涉及一种和这个学说体系中的其他具体化的学说密切联系的哲学观，宣扬这种哲学观就意味着宣扬整个这种哲学体系，这就使得唯有信守这种体系的人才能列入这种哲学观。
最后，我们所达到的不是一个一般化的观点和善良的愿望，而是一系列以科学观点为根据的理论概念。
许多确定的实际结论，就是在行动指令的形式下，从这些概念中产生出来的。
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相信，个人幸福只有在社会幸福的方式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人格发展的扩大和在社会范围内满足人生各种需要的可能性，才能创造一种实现个人要求的牢固基础。
但是人不应只限于一般地追求普遍的善或对亲人的爱，虽然这些原则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而违反这些原则，应看作是痛苦的根源。
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懂得：为了实现他的要求，需要他为这些要求去进行斗争；而他所服务的事业是受社会制约的，并要求社会关系的一定的改造。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他首先看到的，是他的要求的实现与所有制关系及建立在所有制关系之上的阶级关系的改变之间的联系。
为了对亲人的爱和普遍的善，他主张阶级斗争；为了对人的爱，他主张——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憎恨那些压迫人的人。
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懂得：人是社会条件的产物；但他又懂得：社会条件是人所创造的。
他是辩证论者，因此他主张和平，同时也进行斗争。
他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密切联系着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一词即由此而来。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乃是人道主义的彻底表现，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理想的物质化的实现。
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为了这些理想，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同时他也宣扬牺牲精神，希望别人也这样做。
他提倡爱亲人这个总的口号，他只是轻视那些口头上空喊这个口号而行动上违背它的人们。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但要求人们表示明确的观点，而且要求为实现这些观点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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