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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许是首要的，要为了使人信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正义性而斗争，要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而斗争。
这就是所谓社会幸福主义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
但这种说法毕竟没有说明什么。
这里是一套完整的观点体系，这个体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才有可能。
它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必然产生的，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所以，要知道谁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他如何解决像生活的意义问题这样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成为一种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捍卫者。
我们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这一结论结束了关于生活意义的讨论。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仅要求我们有具体的信念，同时还要求我们行动，要求我们进行斗争，要求我们为了指明生活意义的目的而斗争，为了改变社会关系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条件而斗争，为了争取人们参加人道主义事业而斗争，为了改变人们的立场而斗争。
但是人能够做到吗？作为社会的产物的人，同时能成为社会生活的创造者吗？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历史必然性不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不会实际上削弱他的斗争愿望吗？这些是把我们引到争论不清的老问题上去的几个问题，那个老问题就是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它在我们这个时代常以“人和历史”
的问题而被提出。
我们想讨论所谓自由意志问题的全部内容，我只从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有决定意义的角度来接触这个问题。
据我看来，有两个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怎样理解个人的行为准则，这是和存在主义者争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存在主义者——不论外表怎样——在很多方面和马克思主义是很接近的，正是这样就使我们必须划清各自的立场界限。
第二，个人能够创造他自己的命运吗？在什么程度内是可能的呢？
以中世纪的学院方式，加上一些词义上的错误（概念含义界限不清，用词暧昧含混），来谈论个人自由问题，已成为传统习惯，也导致问题纠缠不清；这种习惯直到现在还继续在这方面成为我们思想上的负担。
一方面，主张决定论的人，往往限于证明人的行为，如同世间各种事件一样，是受原因制约的，问题是有原因的，好像一谈起个人自由问题就会归结到存在着没有原因制约的活动的可能，因此，主张这样一种决定论的人，就不得不为了要知道如何才能避免他们观点中的宿命论的后果、如何才能维护在社会进程中个人的积极创造作用的观点，而大伤脑筋。
另一方面，决定论的反对者则在他们的研究界限内挣扎，而这种界限从逻辑观点看来是由极可笑的证据引申出来的。
例如，我可以喝一杯水，但我也完全可以不喝这杯水；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走右边的一条道，但我也完全可以向左边走；等等。
因此，在我的行动中我是自由的。
我在两条路中能够作选择，比方说选择了向左转，那仅只限于在我无意要达到在右边那条路尽头的一个既定的目的地的情况下。
这实在是一种无聊的争论！
而这种争论能否反映实际情况呢？所争论的问题的意义应更加深远，虽说它们被许多误解、其中某些还是言词上的误解所掩蔽。
首先，人们讨论个人自由问题的时候，好像“个人”
这个概念是本已清楚的，并且它是不干扰争论的。
然而争论恰恰就是从这一点上才开始的，它的最深根源也正在于此。
对人来说，说得远一点，就心理观点而言，当自己的绝对自由遭受否定时是气愤的（当然，这里所谈的不是那种限制行为自由的肉体强制的情形）。
不仅因为人有这种骄傲的信心，即只要他愿意，尽管他爱喝咖啡，他可以不喝它（虽然如此，出于在哲学良心上也说得过去的理由，他可以泰然地喝咖啡），并且还因为人自认为在整体上是完善的创造物。
许多圣经故事和其他非理性的因素大大地强化了这种信心，这些非理性的因素把研究这个微妙问题的观点完全弄糊涂了。
在今天，在人文科学如此昌盛的时代，宣扬这些所谓自动的、“孤独的”
、“注定了是自由的”
个人学说，除非是非理性主义（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说那些设法用他们的“创见”
来吓唬人的哲学家在谈到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时常常透露出来的纯粹无知），难道还会是其他什么吗？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指出（虽然我已不止一次地讲过）在每个这样的形容词里不仅发现了它的谬误，而且我还看见了一个以隐瞒形式掩盖起来的真正问题。
同时我也注意到，在了解个人问题的错误方式里——依我的意见——存在着涉及对个人自由及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了解方式的更深的错误根源。
针对存在主义的人的“孤独”
论，我们提出了一个绝对相反的观点：个人，从生到死，甚至于在他的完全内心的生活经验中，都是和别人极密切地联系着的，从根本上说，他是“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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