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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只应指出：主张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学说，只主张对历史进程的结果的信心，而不是关于人的行动的自由。
人的行动可以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是与发展的客观趋势相反的。
那些抱怨如果存在着历史规律，他们的自由就可能受限制或甚至被取消的人，实际上他们抱怨的不是他们行动的不自由，而是不能以他们的行动取得随心所欲的结果。
但是这已不再属于个人自由的问题，而是放任主义者表达得极模糊的那种遗憾。
如果某人真的认为社会进程没有屈从于他的意志，他就不自由了，那就只能怪他自己用了错误的、非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观点就被引进了这样一个假设：人只有在绝对自由时，也就是说，只有在没有任何东西影响他的决定、限制他的决定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在社会进程及其结果都符合他的意志的情况下，他才是自由的。
只要认清这种或这类假设的内容（这种内容通常是掩藏在笼统而含混的公式的暧昧之下的），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无根据，尤其是把自由这个概念牵扯到放任主义上的时候。
使我们感兴趣的态度还涉及另一种假设：即历史必然性脱离人的活动，它的表现与人的行动无关。
这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观点，这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学说的主张者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反之，它却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进了误解的死胡同。
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把历史必然性理解为一种不是脱离人或与人无关的，而是——相反地——通过人而起作用的活动力量。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是人的行为和决定是受着环绕着人的条件和由这些条件引起的需要的影响的。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脱离人或与人无关而发生；因此在发生的事物中没有任何神秘。
仅仅是生产方式和其他社会现象的改变引起了一定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愿望和活动。
很明显，那些利益受到这种发展的威胁的人，在看法上和行动上必将成为这种发展的敌对者。
不仅物质利益影响人的态度，事情还变得更复杂了：在客观上对发展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人群中，其态度是不一样的。
证明是：在资产阶级中也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家，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反革命分子。
按人的阶级出身而天真地预测人的态度，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幼稚病。
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在社会问题上宣扬决定论观点的人，这类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操心的，当然，如果不是有意把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决定论加以庸俗化的话。
我们只是说，人是在各种刺激物和各种方式的影响之下活动着。
然而某些刺激物是如此有力，以致服从这种刺激物的人数愈来愈多。
我们称之为必然性的东西，正是无数人类行为的统计上的总和，在这些行为中某一种类型的态度和活动终于取得了优势。
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脱离人，一切事物都要通过人。
行为的自由，如果以合理的方式解释，是不受什么侵犯的。
最好的证据是：在社会事件的进程中人是作出了各种选择的，是离开了所谓历史的必然性，甚至违反了历史必然性而自由活动着的；在这些人中就有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也有在进行着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人。
历史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的存在，并不排除人的创造性活动，也不取消人的自由。
这些规律仅仅是建立了一种持久的社会场地，在这个场地上人们开展他们的活动和表现他们的自由。
人的活动是受各种社会原因决定的；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任意地安排社会进程。
在这方面并不存在绝对自由；这种性质的绝对自由只能是一种纯推理上的虚构。
虚构这种绝对自由的人，如果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见不到这种自由，他们的失望只能归咎于自己！
狄慈根已经把那些主张有绝对知识的人打发到天使的乐园里去了。
我们也要对那些绝对自由的拥护者提出同样的劝告，他们以“要么就完全自由，要么就毫无自由”
来轻视我们唯一所能达到的人类的自由。
至于我们，我们的要求是很节制的，人的自由就很能满足我们了。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研究它。
我们说过，关于“自由”
，有着第三种解释。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并没有放弃决定论，也没有放弃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所谓自由，仅仅是在一定情况下从各种不同的行动方式中作出选择的可能性。
比起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的乌托邦的要求来，这是极有节制的说法，并且这是符合这个词的流行意义的（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把“自由”
是指一种不受强力约束的行为这个意义暂时搁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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