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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用自由这个词的流行意义来谈自由时，人们既未想到决定论，也未想到客观历史的必然性，而是想到了这类情况的性质。
在社会上有两个阵营进行着斗争，我就要问问自己究竟应该跟哪一方面走：革命呢，还是它的敌人方面呢？我完全可以选这或选那；所以，我，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从人类的观点、国家的观点或个人的观点出发，经过应该赞成谁、反对谁的衡量以后，可以在两个阵营中选择一个。
当然，我的意志是在一定关系上被各种原因所决定的，否则我就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
当然，某些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在起作用，它们影响着斗争的结局，当我要作出决定时，必须考虑到这些规律。
但这一切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相反，只有在这些条件中，我才是自由的；否则，情况就是一片混乱，那么自由——作为选择一种价值标准和选择一种与这种价值标准相符合的行动的自由——也就毫无意义了。
简单地说，“自由”
这个词的意义，对我来说是不同于代表着上面所讲的那类态度的人的。
由此可知，当我可以选择，而这种选择也是由我决定的时候，我是自由的。
我，作为个人，这样做，完全表现着一种特殊性，这是就社会的制约而言的一种特殊性；没有它，我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我就不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是一个抽象，一个凭空想而理想化的产物。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在决定论中是自由的，甚至在被剥夺了自由的情况下，我也是自由的。
显然，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或矛盾的说法）是由于在这里使用了“自由”
这个词的多种意义，然而这关系着一个实际上更为重要的问题。
试想，我被锁上链条，我受到死刑的威胁，然而我还是有选择的权利和可能：作为叛徒而偷生，或者对事业忠实到底而正直地死去。
这样，我虽然带着锁链，但我是自由的。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最有限、最低限度的自由观，但实际上，它比那种狂妄自大的反对者的自由观具有更广泛的内容。
绝对自由的幻想，不论其外表如何，除了引向听天由命的悲观失望外，还能引向别的什么呢？实际上，这种“绝对的”
自由是不存在的。
抛弃空想的结果不会是抛弃自由，只会使你采取现实的态度去考虑自由，可能动员你为了这个或那个理想而去进行斗争。
因为，除了反对肉体上的束缚的斗争以外，同时存在着选择自由的斗争，你也可以由于你的怯懦、投机、软弱性等而作出选择。
除非我们自己放弃它，谁也不能剥夺我们的这种自由。
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使受苦，甚至死亡，我们仍然可以保持着真正的内心自由。
这是应当懂得的，而且也要教育别人懂得。
首先应当由我们自己做出模范，这样一种自由观，要求我们反对各种各样的悲观哲学，反对那些“孤独的”
、“注定要选择”
、“生活在苦恼中”
的理论。
我们的这种观点，虽然是最低限度的，却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观点，它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的社会本质。
这种自由观还和对生活的意义（目的）的理解有密切的联系，它同时和责任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在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是在选择中实现的，首先是在一种矛盾的情况中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中，每个选择可以产生好的或坏的结果。
因此，选择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责任问题在生活中显得非常重要了。
四、关于道德责任
如果对近几年来的情况作一回顾，那么可以不怕犯错误地肯定：在我们这里，在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中间，他们在哲学上所考虑的中心问题，乃是道德责任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们的哲学界里引起存在主义影响的“轰动”
的主要负责者，我们哲学界的气候是在“常识”
的、实证主义的冷静精神里形成的。
事实上，责任问题与个人问题、个人的行为准则和命运问题千丝万缕地联系着。
责任问题是由于生活、由于政治实践而被提到哲学上来的，它的重要性和分量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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