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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一种价值标准和比较尺度。
在这里，可以有这种或那种的权衡，但是决没有一种一般适用的行动方法：首先，情况是变化的，人们必须具体地加以分析；其次，情况的具体状态也依一定的个人对它的感觉，即主观因素而转移。
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以一种确定的、绝对的形式提出意见，而只能根据许多具体条件的总和。
同在一切选择的情况下一样，决定是由一定的个人最后作出的。
任何别人不可能代替他作决定。
别人只能引证“赞成”
和“反对”
的论据，以及评论这个人在当时情况下准备采取的行动，帮助他作出决定。
这并不免除任何人必须进行选择，也不免除他在将要作出的选择中所承担的道德责任。
然而这却是一种实际帮助，它进一步把个人孤独的存在主义的解释的实质搞明白了。
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个人无可争辩地是单独的：他要独自作出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作决定并替他承担责任。
这就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艰苦经验，有时，个人遭受了挫折，有时，如果他不能从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甚至只能以悲剧告终。
但是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孤独和“注定要选择”
与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是没有类似之处的。
这只是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个人问题在具有社会性质的价值体系和许多个人的范围内活动着，个人在选择时的内心考虑，同时受到社会性的推理压力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就不是孤立的，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孤独的。
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遇到或者采取行为（出于纪律感）或者抗拒这种行为（出于认为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主观感觉）的矛盾，从而要进行选择并引起了责任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也只能这样说：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般的和普遍的解决办法。
“说教者”
的解决办法宣称总应让道德重于政治；这是对这种冲突的性质的严重误解，实际上在这种冲突里各方面都体现了道德责任感。
这样的解决，只能是一些脱离战斗团体而置身于团体之外的人的说教。
反之，如果是一些感到我们所谈的这种冲突乃出于团体内部、出于组织内部的冲突的人，他们又是这种组织的不只是形式上的成员，我们就只能劝他们具体地研究每个冲突的性质，考虑这个战斗团体的统一和团结在实现其目标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一种预想已经包括在这个方向里，它同样也属于道德的性质：即遇到怀疑时，团体统一的利益比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人利益重要得多，因之应为“最高利益”
放弃个人的抵抗。
但这只是一种预想，而不是问题的最后解决，最后的解决只能取决于他本人。
如果对情况的各方面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如果考虑过必须重视集体利益的纪律和优先地位的各种论据，有人还主观地相信所要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不正确和有害，将危及团体的根本目的，他的道德责任感就要求他在这种具体场合脱离他的团体，按照他的良心行事。
在这种场合里个人是真正“注定了”
要选择，并且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经验表明：公共舆论也好，团体的意见也好，都不能将个人从这种道德责任感中解脱出来（甚至就像X或Y那样公众闻名的人，也没有为个人利益而这样或那样行动，因为他认为团体的团结如此要求于他）。
我想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明这件事，对于和我有同样看法的人，这种例子该是更有说服力些，这个例子或问题说得特别清楚，即在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创始者的例子。
可能在这方面出现，并一再实际出现的冲突，是出现于纪律和追求真理之间的冲突。
人们常以此为耻，不谈这个问题。
这是不正确的。
这个现象是完全合乎人情的，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人们可以更好地指出不发生这样的情况倒完全是不合人情的。
只有对“万无一失的个人”
的个人迷信才不承认这种情况，这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通过它的奠基人，宣称在方法上怀疑论是首要的原则：对一切都要怀疑一下。
新的情况尤其在于人们谴责了这种迷信政策，揭露出这种迷信的有害后果，指出其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
在过去，对科学或艺术真理高于其他方面这个如此正确的原则违反得愈严重，则这种思想愈深入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避而不谈，也不宜不谈。
当人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决定政策时，没有也不可能有政策和真理研究之间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是可能存在的而且往往发生于坏的政策及表现这种政策的组织纪律与真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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