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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自我异化便是盛行的客观异化的结果，只有在这个客观异化的基础上才会看清这种现象的形成，看清通过消除产生客观异化的原因来克服这种现象的途径和方法。
如果这样来理解客观异化，那么就可以理解，凡是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可能发生客观异化：市场上的商品，意识形态，国家、政党等政治设施，还有诸如革命一类的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
革命在下述情况下会发生异化：人们为了达到社会发展的一定目标而进行革命（使社会政治结构发生质的改变，而不管实行这一革命的形式），而这一革命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却向着一种并非所希望的、某些方面与本来的意图相反的方向上发展，并从而使它的发动者失去对它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说是对革命的“背叛”
，或者更确切些（因为是客观的表述），说是革命的变质或蜕变。
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考察，最合适的说法应该是革命的异化。
恩格斯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一封信（这封信广大公众很少知道）中指的正是这一点，他写道：“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
[14]在后来被删掉的接下去的一行话里，他补充了一句：“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如此。”
今天，当从事革命斗争的力量在某个时刻面临着这场革命应当具有何种性质的问题时，他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关键在于，纵使是社会政治制度真正的革命变革也不是非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不可，尽管这些变革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甚至必须导致社会主义。
这样一种直至实现社会主义转变的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人们对被推翻的社会制度采取具有革命意义的紧急措施，从而触及社会生活的深处）是极为重要的，不仅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首先是农民，往往还有一些与解决某些迫切的少数民族问题利害相关的社会力量等）继续进行斗争，而且也为了使物质条件和群众的思想觉悟成熟起来，以便他们愿意支持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样，就必须放慢革命速度，把革命的最后阶段推迟到下一个时期，用这种办法来确保革命的成果。
列宁在1905年就是这样做的，那时他表示反对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作为当时沙皇俄国的直接任务，而将争取革命民主变革的斗争作为直接目标。
今天，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给革命运动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因为存在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社会主义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反对外部干涉和武装的反革命提供了后盾。
当然，这样的后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发挥作用，因为人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际主义团结应尽的义务理解为这些国家应当随便由于某个轻率的冒险举动而甘冒一场世界战争和全面毁灭的风险。
那些鲁莽的极端分子正准备拿世界去冒险，因为他们不对力量和可能性作认真估算就过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
无论如何必须估计到外部和内部的反革命力量，还必须估计到和平的反革命的力量。
仅仅依据“总的形势”
，像极端分子们有时做的那样，是错误的，同样，把部分真理绝对化的任何做法也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今天“总的形势”
变得有利于革命运动了，革命运动取得成功的机会在增多，然而这丝毫未能改变下述事实：在一些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并且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掀起革命的企图，都表明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此，历史在晚些时候将作出清算。
历史清算的形式主要表现为革命的异化，即革命的性质和内容会发生变化。
这个过程是在对革命没有准备并且对其有反感的群众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些群众由于某种外部原因（诸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革命的支持和维护）没有可能转向传统武装反革命一边。
我称之为和平的反革命的东西，恰恰是这个由群众和平地“吞噬”
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革命保存下来的特点同本来希望形成的特点相矛盾，但又仍然保留着它的外部标记和旧有的意识形态惯用语（这是从总体关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掩蔽体）。
我们将在下面以某种典型形式探讨和平的反革命的表现形式。
我们假设一个确定的环境，并且指出在这种环境中具有威胁性的、消极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在既定的关系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性。
我们感到正是这些现象具有特别的价值，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们证明了构成这些现象基础的，同时又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倾向的一般性质。
相反，作为条件和事件的特殊联系而产生的后果，以及由于与普遍的规律性相比有其独特性而可以被视为偶然现象的那些现象，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在这里说的，首先指的是未来，同时考虑到当前发生的和不久的将来可以预见到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
然而，及时地预见到某些危险，抵制这些危险或是慎重从事，尽力排除这些危险的社会原因，较之于受各种极端主义的虚伪思潮所驱使，伤害革命的同盟者，并且由于采取错误的政策为反动派提供证据，以致最终在革命的废墟上唱起哀歌，毕竟要好一些。
这里所说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过去，因为人们可以从那些已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经验中汲取最好的教训。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使基本的东西不致淹没在对个别事实的可靠性的争论中，我们不想谈论具体国家中的具体现象。
尽管如此，我们的阐述和结论仍然要依据于对这些现象的认识。
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下社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党以及新制度的关系。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假设一种环境，让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取胜，而这个国家又受到周围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这个国家的居民对于新政权抱有反感，甚至持敌对态度，而新政权又没有能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很快地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更有甚者，它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至少是部分地使群众的生活状况恶化。
换句话说，我们这里所作的设想，指的是一个没有实现马克思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们所提出的条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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