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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人们可能谈到的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没有一种是一开始就绝对不采取某些假说的。
受到普遍赞许的方法可能是靠不住的，没有意义的事实仅仅表明：人们可能利用恰当的统计有根有据地来捏造社会现实的图景。
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恰当的统计总是要以一定的选择标准为前提，以便对所要研究的现象加以选择。
而假说一开始就包含在问题提法之中，然后从中又必然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调查来弄清社会的教育程度同参与社会的宗教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来查明，而且问题似乎是通过这种普遍的形式合理地提出来的。
可是，我们并不管社会上无党派的人数和“左”
的或右的政治家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关系，因为我们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荒谬的。
如果事先不了解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那就不可能提出有关这些关系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于某种研究方法的普遍有效性。
上述问题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要确定一个问题是否有意义决不是很简单的。
当我们研究阶级划分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之间的依赖性时，重要的是我们是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它是以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还是接受其他的概念（例如，把国民收入作为基础）。
在这里，很难分清哪一种划分是“重要的”
，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因素。
社会的各个集团和阶层都形成了自己的概念，并且一开始就确定了应该怎样去选择社会现象。
虽然可以认为有些阶级或集团本来就不太想创造什么“意识形态化的”
概念工具，可是也很难确定是什么条件使这些阶级或集团要求这样的客观性。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就连社会学家也不注意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且也不能够客观地评价这些观点的客观性。
甚至在学者们形成一个严密阶层的地方，在这个阶层的思想比其他社会集团的思想更占优势的地方，虽然有利于客观地研究问题，但是毕竟有一种夸大某种职业的作用的自然趋势，例如，过分夸大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中的作用，或者过高地评价一般脑力劳动的作用。
意识形态与现代科学相反，不论就其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来说，或是就其内容来说，都从属于各个社会集团、党派或阶级的日常任务。
因此，意识形态必须是可变的、顺从的，以便适应当时的需要，这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特性。
意识形态不得不是含糊不清的和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必须尽可能地不改变它的普遍公式，以保持它的说服力；同时，意识形态如果想在平时取得效果，它就又必须不断地改变普遍公式的含义，以适应眼前的任务。
然而，只有当按照官方所许可的方式垄断了对意识形态内容的解释的时候，意识形态才能保持它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信奉者阶层已经形成，只有他们能够说明意识形态的适当内容时，才可能出现正统，而这就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
我的这些意见决不是想提出一个取消意识形态的方案。
这样的方案是多余的，也是徒劳的。
道德的和政治的评价以及生活所必须的活动都属于意识形态，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口号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有些人自以为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其实他们倒成了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神秘化的牺牲品。
因为要消灭意识形态，人们就必须先对意识形态进行评价，而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活动。
但是意识形态“局部化”
这个口号决不是毫无希望的，虽然意识形态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善良的人也没有必要去否定这些规律，但是为了取得一些成果，还是必须努力去限制意识形态对科学思想的破坏作用。
反之，认为精神科学“反正”
必然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妄图支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侵入科学思想。
提出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在精神科学领域中，不可能进行讨论，因为在意识形态之间没有讨论的余地，没有实事求是的论争，只有斗争，这种斗争可能使用包括物质压力在内的一切手段。
甚至当意识形态使用纯粹的精神手段时，它也不是通过合理的论证发生作用的，而是通过口号、感情、权威、习惯、愿望、偏见、奇闻逸事和成见等发生作用的。
社会意识的存在受意识形态规律的支配。
认为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即精神智慧能够实现统治，到那时社会意识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在万里晴空中自由驰骋，这种看法是荒诞的。
不过，当这个幻想在社会生活中为传播理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不但没有什么害处反而有所裨益；但是，当人们开始宣布精神智慧的统治已初步实现，纯粹的理性已登上尘世的王位并且掌管着国家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危险的神话。
这就是说，“科学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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