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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支配社会的“规律”
，是根据对至今的历史即人类“前史”
的解释。
到目前为止，人们一向是受自己所创造的、却不加控制的力量——通货、市场、宗教神话的支配。
严酷的经济规律和软弱无力地遵守这种规律的人之间的鸿沟，由于出现了对自身使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被填平了。
从那以后，必然性不是外界强加的，也不在于有知识的社会工程师利用现有的技术规律。
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区别本身已不再存在，迄今所理解的“社会规律”
，即像引力定律那样的规律，大概也是如此。
不过，虽然人可以认识、可以利用引力定律，却不能取消它，而且无论我们对它有没有认识，它一样起作用。
这种意义上的“规律”
一词不适用于在被人了解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社会过程，就革命实践来说正是这样。
在这方面有一重要区别：至今一直支配着社会的规律与人的认识无关；现在认识了这种规律，并不表示它不再起作用。
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规律的例证，因为虽然它是由历史引起的，但也是对历史的认识。
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一面同样适用于过去和未来（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非人化，盼望有一种统一状态），虽然普罗米修斯主义基本上是面向未来的（因为尽管人一向是自己的创造者，却没有意识到、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方面涉及的是人类仍关切的过去，尽管它注定不久就要被完全抛弃了。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可以用这三种动机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
可是，这三种动机跟原先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是不一致的。
浪漫主义倾向分别来自圣西门、赫斯和黑格尔；普罗米修斯主义倾向来自歌德、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讲实践与自我认识的哲学（人作为自己的创造者）；决定论和唯理主义倾向来自李嘉图、孔德（马克思嘲笑他），也来自黑格尔。
这三种动机都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但是在这三种动机中黑格尔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离开了他的用意。
这三种动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断出现，但是各自的力量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
毫无疑问，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比在19世纪40年代更多关注他的见解的纯粹科学的、客观的、决定论的一面。
不过，另两种倾向也没有丧失力量，仍然影响他的著作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及答案，即使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两种倾向经常有影响——本来在这类事情上往往如此。
三、作为列宁主义来源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以上讨论的这些问题属于社会哲学的范围，在当前这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强大运动的时代，很难由此得出确切的政治策略。
这种哲学需要加以解释和明确化，这样一来在先前谈一般救世论和末世论的阶段觉察不到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紧张关系和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关于必然与自由的争论在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争论到某一步就得决断革命运动是不是必须等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成熟，或者是一旦政治局势许可是否应当夺取政权。
一般原则对解决这个问题没多大用处，马克思主义断言社会要成为一个整体，个人与社会间的一切障碍都要消除；下一步是得出实际结论，并把这断言转换成政治纲领的提法。
受阶级的制约，同时又有普遍性的文明这个概念，也需要解释得再清楚些。
国家“消亡”
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要怎样造成它的消亡？信赖资本主义逐渐自动发展到共产主义的人，和强调革命积极性有创造性的历史作用的人，都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支持。
前一派人指责后一派人有意违反马克思断言的历史规律；后一派人反驳说前一派人指望非人力的历史进程为他们革命，这也许就是说要等到世界末日。
辩论双方各自引证马克思的话，但总起来看，那些引言并不证明什么，而按通常情况说，是用来支持为别的理由而采取的立场。
实际解释马克思的一切有关共产主义本质的预言，更加困难，有可能照下面这样讲。
据马克思说，一切社会对抗的基础都是阶级冲突。
一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再有阶级和社会冲突，除去由于占有阶级残留的反抗而引起的社会冲突不算，马克思想象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存在“中介”
；从实际方面讲，这就是说废除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权力分离，而使立法、行政与司法统一。
马克思也想象“民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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