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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实践问题，不能从理论与实践或沉思与活动的关系方面来说明。
无论人们强调理论或沉思的首要性（如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神学），还是反过来强调实践或活动的首要性（如培根、笛卡儿和近代自然科学），情况都是如此，强调实践高于理论的首要性往往伴随着低估理论的意义。
相对于实践，理论被降格为纯理论，而且，这里对实践意义和内容的了解也和强调理论的首要性时一样贫乏。
其实，从“知识就是力量”
这类公式和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性的论证[25]中也可以看出，实践是高于理论的。
实践的这种首要性是从它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中产生的。
在这一历史形式中，实践的本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现自身，同时又以这种方式遮蔽自身。
自然的世俗与人的世俗化是同步的。
人们发现自然是多种机械力的聚合体，是开发和征服的对象；同时也发现人是可以塑造、可以赋予形式的存在，或者用更恰当的语言说，是可以操控的存在。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能了解马基雅维里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意义。
幼稚的报刊评论是通过现代统治方式的棱镜来判断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因而把他看作阴谋政治和暗杀政治的先导。
马基雅维里不只是能详细记述文艺复兴时期诸君主当时的实际活动，记述罗马世界传统事件的经验观察家，也不仅是对这些材料进行天才概括的历史文本注释家。
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他是人类实在的透彻分析家。
与培根的操作性科学和近代自然观相对应，马基雅维里的主要成就是他关于人的概念，他把人看作可塑造、可操控的存在。
唯科学主义和马基雅维里主义是同一实在的两个侧面，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把政治描述为一种可预测的合理技巧，一种在人的质料上施行的科学操控。
对于这种观念和相应的“实践”
来说，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并不重要。
不管是善还是恶，人的本性总是可以塑造的，所以，人可以成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可预测的对象。
实践是在操控和操持的历史形式中产生的，或如马克思后来所说，是在卑污交易的形式中产生的。
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或者从操控、操持和支配的实践的观点出发，人们既可以为实践辩护，也可以对它进行批判。
然而，在这里肯定的态度和否定的态度都未超出伪具体领域，因此永远不能揭示出实践的真实性质。
从实践的人与理论的人的区别，或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区别中，也无法推论出实践的性质。
因为这种区分本身是以实践的某一特殊形式或特殊表象为基础的，它只能表现这种特殊形式的性质，而不能揭示实践本身。
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实践问题，不是建立在人类活动两个领域的划分上，不是建立在人类普遍意向的类型划分上。
[26]它也不是产生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实际关系的某一历史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自然和人都是操控对象），实际上，它是作为对下列哲学问题的回答提出来的：人是谁？社会人类实在是什么？这个实在是怎么形成的？
实践概念揭示出，社会—人类实在是给予性的反面。
也就是说，这个实在既是人类存在的形成过程，同时又是它的特有形式。
实践是人类存在的界域，这个意义上的实践概念是近代哲学的产物。
近代哲学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斗争中强调了人的真正本性——创造性。
这是一种本体实在性，人的劳作不仅“丰富”
了实在，实际上，它是实在的特殊的显身之所，劳作打开了通向实在之门。
人的实践中发生着本质性的事件，它本身包含着自己的真理，是一种有着本体论意义的事件。
就其本质和普遍性而言，实践是人的秘密的揭露：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实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
人的实践不是与理论活动相对立的实际活动，它是人类存在（即构造实在的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实践是能动的，它在历史中自我产生着，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更新。
它是在实际活动中不断建立的人与世界、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统一。
既然社会—人类实在是实践造成的，历史就成了把属人的东西与非人的东西区别开来的实践性进程。
什么是属人的，什么是非人的，这些问题并非事先注定的，要通过实践的辨别过程在历史中确定。
我们已经指出，实践概念与劳动概念的界定缺乏明晰性。
有些人把劳动定义为实践，但在说明实践的特性时，又把它归结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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