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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合理性地实现。
我想再次重申当谈到把个人的依赖关系从依附与统领的关系中隔离出来的可能性问题时说了些什么。
所有人都应该作为同样合理的存在者参与价值讨论：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参与价值的决定，参与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所有社会共同体的行动。
这就是当我们谈到每个人的平等权力时所指的意义。
通过主张没有人应该拥有什么权力，我们也将从合理性的乌托邦中把个人的依赖关系排除掉。
这将排除掉在目的合理性行动的问题中更重要的专家知识享有相对权威的所有可能性。
这将使社会不可能把目的合理性行动的实施托付给那些拥有更重要的专业知识和权威的人。
没有了这种相对的权威（以及它所包含的权力），所有带有一些复杂性的社会都将完全瘫痪。
因此，一种可实现的激进民主的典范不排除冲突。
哲学价值讨论的普遍化，更不必说永恒和制度化，就是必须阻止个人依赖关系复制一个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联合着理想交往共同体的不受支配的价值讨论被构想为一种真实价值的讨论。
在我们理想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加入围绕真实价值展开的争论，在那里完成合理性的论证，并决定和阐释价值。
哈贝马斯把三种基本价值归于作为价值理念的理想交往共同体：真理、正义和自由。
我们并不怀疑这种归属是正当的：我们把他的价值理念当作真实的，我们承认他所列的三种具体的价值能够不相矛盾地归于其中。
然而，我们的问题是，这种价值理念是否穷尽了对应于激进乌托邦的所有价值理念。
我们的问题是，是否与作为最高的善和普遍有效的价值理念的自由相关的其他价值就无法同样被提升到理想水平上来。
这些问题是完全正当的。
上述具体化的理想只关涉着描述人的类的众多特征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人是合理的和能够论证的合理性的存在者。
但是，这个理想所依赖的人并不是完整的人。
他们没有躯体、没有感觉，并且他们也同样没有人际关系。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是专门由价值讨论构成的。
他们完全无须是人——他们也可以是天使。
然而，我们并不想为天使构想我们的激进乌托邦。
人无疑是合理性的存在，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
哪一类理想对应着“不受支配的交往共同体”
？它假定了哪类理想以及它表达了哪类理想？答案就是从激进乌托邦的立场出发的“真”
的理想以及从激进哲学的立场出发对“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是真实的”
这一价值判断的具体的普遍化。
它包括“真”
的一般理念：从我们理想的立场出发，合理思考和论证的人所赞同真实的理念就是真。
它包含着“真实价值”
的理念，因为它是以哲学的价值讨论理想为基础的。
这个“真”
就是——正如每一种哲学中的“真”
的理念一样——“作为善的真”
。
同时，就像真被构建的那样，权利和义务的体系也是如此，因为在真实价值的讨论中，正义一直坚持自己的权利。
真的构成属于每一个单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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