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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善的真并不是善本身：真只是最高的善的一个方面。
（2）阿佩尔将未来交往社会的道德表述如下：“无论一个人在何时论证，那么那个人都含蓄地承认了交往社会所有成员的，通过合理的论证能够证实的所有有可能的主张……人类需要作为人际交往的‘主张’是伦理相关的；就它们能通过论证获得人际间的证明这一点而言，它们就必须得到承认。”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需要那个”
，那么我能不能这样回答，只有当他们用合理的论证来证明其正当时我才会承认他们的需要？我当然不可能这么做。
我要么可能对他们说，“给你，拿去吧”
，要么就是“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我不能给你想要的”
。
然而，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可能做，那就是期望，更不用说要求他们用合理的论证来证明他们需要的正当。
必须证明的不是带着他们的需要向我求助的人；就我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言，必须作出论证的人恰恰是我。
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证明需要的正当。
然而，很清楚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需要的证实要通过参照其他需要而存在。
要么，人们完全不能合理性地证明需要的正当，要么人们要借助其他需要对它们作出证明。
在对需要的确证中，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人们才能避开需要本身。
需要不能全部被带入讨论中来，因为讨论具有其局限性。
如果一个生产共同体解释它需要特殊的机器，那么人们可以要求用论证来证实这一需求是合理的。
答复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有了它们，劳动更轻松，业余时间也能更多”
——但这转而又是一种需要的列举。
人们可以进一步说，“论证为什么你的劳动应该更轻松，并且为什么你需要更多业余时间”
。
答复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想这么筋疲力尽，我们想要从事一些我们想要做但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
——因此，又是一种需要的列举。
因此，对他人需要的认可不能依赖于它们是否能被合理性地解释。
他人的需要必须被无条件地承认。
就我们不能满足它们这一点来说，应当进行证实的恰恰是我们。
如果我们不能满足某种需要，我们就不能对需要本身提出质疑。
人们必须对每一种需要都作出证实的世界甚至将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道德上处于更劣势的位置。
因此，交往共同体的理想不能与作为未来道德理想的善联系在一起。
我们并不想要一种在权利与义务的体系中耗尽自己的道德。
我们并不想把除了义务之外排除或忽视所有道德价值的一种道德假定为理想。
我们并不想把对直接的人类关系的价值视而不见的一种道德假定为理想：对于友谊、善良、爱情以及对身边人的爱；对于同情、感恩以及慷慨。
我们并不想要把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其他人及他们的需要——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无条件的价值的一种道德假定为理想。
因为，如果我们所爱的人说，“我需要你”
，那么我们只能说，“我在这”
。
如果某种需要——其他人的——是我不能质疑的价值，那么对于这个说“我需要那个”
的人，我只能说，“我并不在乎你为什么需要那个——尽管拿去吧”
。
合理性的论证关系并不是一种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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