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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这样的一些需要，即只有这样的社会被超越，这些需要才能被满足。
因为对于在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无法满足的需要有不可计数的阐释，因此就存在着不可计数的激进需要。
不仅是作为一种理念还作为一种现实的统一的人类，作为由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不同生活方式构成的统一的共同体，其整体不断地去除着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就是一种激进的需要。
它作为一种需要而存在，但是在一个由依附与统领关系和利益冲突构成的社会中，在一个动力机制由利益冲突决定的社会里，这种需要却无法得到满足。
发达的人类个体已经扩展了享受的能力，这样一来它便具有大量质（qualitative）的需要。
需要的存在创造了每个人都可能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可能性。
因为在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这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它就是一种激进的需要。
我并非想要完全尽述，只是想要列举一些更进一步的激进需要。
人们想要通过合理性的讨论决定社会的发展及其内涵、方向和价值的愿望——就是一种激进的需要。
自由选择的共同体的普遍化是一种激进的需要。
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社会统治的根除——这同样是一种激进的需要。
缩小贯穿整个社会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压力与业余时间的空虚之间的差异——这又是一种激进的需要。
废除战争和军备是一种激进需要。
此外，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把饥饿和痛苦从世界上去除并且避免生态恶化的灾难。
甚至消除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的愿望也是一种激进的需要。
这里列举的这些需要全都无法在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得到满足——因此它们全部都是激进的需要。
左翼激进运动及其哲学的阐释全都与激进的需要具有亲和性，但是并不必然是与同样的激进需要。
此时此地，当人们试图确证这些与不同的激进需要密切相关的价值时，会发现它们甚至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也就是说，当不同价值所引导的理论互相偏离时，由不同的价值引导的行动可能指向分歧的，甚至矛盾的目标。
尽管如此，人们却可以想象激进需要能够同时获得满足。
思考一下它们如何能够在一个不再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同时获得满足，这甚至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说，在与不同的激进需要密切相关的价值之间进行一场价值讨论是有可能的。
因此，所有在与特殊的激进需要具有亲和性的基础上确定自己价值的人，都有责任把其价值讨论提高到哲学的价值讨论的水平上来。
激进的哲学，即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理解性地误解。
不同的理解性的误解表达了与不同激进需要的亲和性。
因此，每一个马克思的接受者都有责任与其他马克思的接受者进行一场哲学的价值讨论。
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承认其他人的理解性误解与他们自己的理解性误解都是同样真实的。
同时——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必须明了自己的阐释与哪种激进需要具有亲和性，或者与哪种需要的亲和性最紧密。
同样，与所有借助另一种概念图式（schema）表达自己与特殊激进需要具有亲和性的那些人进行一种哲学的讨论也是他们的责任。
我想要专心致力于我已经表述过的那些要求。
我把自己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接受者。
我相当清楚，我的理解——像每一种理解一样——同时也是一种误解。
在我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我公开说明我与表达需要一种自由人的共同体以及需要共同决定价值的所有激进运动具有亲和性。
这些运动旨在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实现自治。
我很清楚，这些激进需要是欧洲中心论（Euro-tric）的。
既然我把自己的价值与作为最高实体的人类整体联系在一起，我显然也希望这些价值成为对整体的人类而言都具有有效性的价值。
然而，同时，我还明白，也存在着其他数不尽的激进需要，而且它们所表达的价值具有同样大的权力来主张普遍有效性。
因此，我承认所有表达出与其他激进需要具有亲和性的价值和理论也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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