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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参论者都承认其他人的价值是真实的，而自己真实的价值体现出了与自身需要的亲和性。
因此，他们自律地把这种价值应用于自己的理论之中，就像其他人也能自律地把与自身需要具有亲和性的价值应用于自己的理论一样。
会存在许多与需要体系具有亲和性的价值，也会存在许多种对《哈姆雷特》的阐释，但是没有哪一个阐释能剥夺其他阐释的创造者和主体的自律性。
这样一来，讨论就能一直是一场真正的讨论。
讨论可能把哪种理论是更完备和更美的这一问题当作中心，或者它可能涉及理解与误解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质上说，讨论针对的是“第三方”
——将要接受一方或另一方参论者阐释的人。
而且，如果一个群体接受了这种阐释而另一个群体接受了那种阐释，这也是不错的事情；毋宁说这恰好就是称心如意的事。
毕竟，围绕具体价值的共识将排除掉不应被排除的事物：价值的创造和发展以及作为前提的社会的动态。
关于真的一种共识只有在自然科学实用的方面才是富有成果的。
然而，实践的讨论却受行为压力的支配。
在一个给定的时期内，人们必须决定由哪种真实价值劝告的哪一种行动应该是更可取的，而此时此地又该是哪种。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如果第一种理想——哲学价值讨论的理想——是激进乌托邦唯一的理想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想要在所有实践的价值讨论中创造一种共识，因为如果这一点没能实现，那么始终都会存在行动无法自律的人，他们将因此与最高的善，即自由发生矛盾。
然而，如果导向性的理想包括了接受和满足他人的需要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设想无须在价值讨论中产生任何共识也能存在一种自律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可能都会说：“当然，你还没能说服我这种价值对行动来说是更可取的，但是你已经让我信服这种价值与你的需要具有一种亲和性。
我承认这一需要并想要满足它——因此，我们将依据你的价值行事。”
一种关乎真的共识只有在法规中才富有成果。
还可以设想的是，如果导向性的价值也包括能力全面的发展，那么无须在价值讨论中产生任何共识，自律的行动就能存在。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这样说：“当然，你还没有说服我应该选择这种价值指导我们的行动。
不过你已经使我信服，按照你推荐的价值行动将提供一种新的任务；你已经使我信服它是一个挑战，如果我随之应变，我就能够检测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因此，我可以用一种长久以来我一直没能用到的方式完善我自己：因此，让我们依据你的价值行事。”
就我们相信人类统一这一点而言，我们应该无条件地预设一种代表（representation）体系，在围绕着与这些共同体共有需要具有亲和性的价值而进行的哲学讨论中，这一体系能够代表这些共同体。
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发生，那么在所有实践的价值讨论中，共同体的代表可以求助于第二和第三种价值理想——善的理想和美的理想。
在对称的关系中，不仅有平等的机会参与价值讨论，而且还有平等的机会打断讨论。
无论如何，任何共同体的代表都可以用如下方式打断价值讨论：“你没有说服我们，但是我们想要给你一些东西：因此，它将按你的价值进行。”
在一种给定的行动中，当人们要为这种或那种主导价值作决定的时候就会处于困境之中：道德的困境。
道德困境包括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无法奉行所有我们承认普遍有效的规范。
因此，行动无法提出任何普遍有效的主张，即使我们同时支持这些规范的普遍有效性。
因此，在一种行动中，当必须在三种理想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选择哪种理想是我们要对此负责的一项决定。
这种责任是我们不能转给任何其他人的东西。
人们会说：“你没有说服我，但是与价值讨论的理想相矛盾，我据此决定承认和满足其他人的需要。
我知道我的行动不能提出任何普遍有效性的主张；我不能希望每一个人用同我一样的方式行动。
在我的行动中，我已经具体权衡了其他人的具体情境和具体需要。
但是我仍然保证自己行动积极的道德内涵并对它负责。”
我们已经意识到，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对于任何自觉的承认和解决道德困境来说都存在着额外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了，道德困境是如何被特殊性动机的合理性化所取代。
因此，资产阶级的世界时期不会有任何实质价值的内在的伦理：内在的价值伦理变成了形式上的。
道德困境必须在一种实质的价值伦理的基础上被详细表述、阐释和自觉地代表。
因此，如果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并且一直到某个特殊的点为止，我们提议自觉地接受这一困境，那么我们就必须诉诸实质的价值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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