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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应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接近现代性的出现。
韦伯没有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他不想挑出“主要原因”
。
适度的接近努力——对韦伯来说科学的特征就是适度——并不要求当科学家能够探测到许多原因时，草率地指出主要原因。
让科学去讨论、分析和理解所有这些原因吧；让科学去推演出至少几种重要的相互关系，并以可靠的证据去证明它们，而把“最终原因”
的问题留给非科学的、褊狭的、感情化的叙事吧。
韦伯没有说“把这个问题留给哲学吧”
，在价值领域中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哲学。
[97]似乎他相信，曾经是哲学的东西如今要么变成了适度地探索试验性知识的科学，要么变成了探求意义的宗教。
韦伯拒绝总体化的思想；不同的视角不可能被总体化，除非综合者占据了一个隐秘的（非科学的）评价性立场。
[98]
在韦伯的著作中，现代的格局也要同所有前现代的格局加以对照。
但他对关于现代性的总体化或评价性描述的拒绝也有一种回溯的效果，韦伯并没有在总体中讨论前资本主义的形态本身或者民族精神。
他认为，过去可以通过多元的历史叙述最好地得到描述和概括，而不是在一部无所不包的“历史”
中。
有各种各样的历史讲述这个或那个，讲述宗教和法律体系，讲述城市和农业；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民族中，人们可以信从这些历史叙述。
某些历史叙述已经消失了许多个世纪，却又会再次出现。
[99]受到韦伯怀疑的不仅仅是总体性和普遍趋势，还有连续性。
这正是我们能够把他理解成一个反思的后现代思想家的原因之一。
[100]
被称为理性的诗意角色已经被韦伯改变成为合理性和合理化这样的散文角色。
理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多义词。
你可以区分许多种理性，哲学家们通常就是这么做的。
[101]他们通常给予一种理性较另一种理性更高的价值，但即使他们并不给予不同的理性以不同的价值，他们也会把不同的成就归之于这种或那种“理性”
[102]。
韦伯实际上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理性，但他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合理性。
他对人类能力及其本质与运用不感兴趣，但对人类态度及人类斗争、合作与理解的方式感兴趣。
这是一项由一位所谓的非哲学家作出的伟大（哲学）革新。
如果根据能力来思考理性，整个话语就要么是转向本质主义，要么是转向人类学。
相反，人们可以谈论合理性，而无须涉及类本质或Dasein，无须回答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何为人），也无须一头扎进纯粹的伪经验描述。
[103]对韦伯来说有意思的并不是人类是否理性多于感情，而是人类行动的典型动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行为的可预期性和可理解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区分了价值合理性和目标合理性。
[104]人们通过理解一个人所遵循的价值观念来理解其行为（为什么他或她通常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行事），或通过他或她为实现某些目标所选取的手段同所实现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其行为。
众所周知，韦伯坚持认为，在现代世界中，理性的行动较少是由价值观念引导的，而较多地是由为一个既定目标选择适当的手段所引导的。
当然，他从来没有愚蠢地认为[105]不再有价值来引导现代人的态度。
相反，他提出，对现代人来说，价值并不比理性的手段或目标模式拥有更大的力量。
目标—实现被最有效地进行，无论目标是实用的，还是经过评价的，抑或两者都是。
就像合理化这个词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合理性，但它也是合理性的对立面。
制度是合理化的，行动可以是理性的而非合理化的。
更确切地说，只有在合理化的制度内行动才是合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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