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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个合理化的制度中，单个的行动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是合理的，而就其本身来说，它的合理性可以是被截削过的。
[106]比如说，我也许会服从我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规则，但我不能确定一个目标，更不要说评价它或选择实现它的手段——因为即使是手段也是由合理化的制度本身交给我的。
[107]
在价值的合理性丧失以后，制度的合理化既是世界祛魅的征兆，也是世界祛魅的条件。
“祛魅”
一词指的是许多相互关联但又不完全等同的现象——比如说，神话的失落、哲学的终结、意义的缺乏、美与色彩的丢失——但也指放弃狂热、疯癫和通过卡里斯马进行合法化。
[108]
实际上，韦伯对现代性的描绘同黑格尔的描绘非常相似：现代世界是散文式的，高贵没有地位，没有英雄，也没有诗歌。
区别在于：在黑格尔那里，付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而对韦伯来说，这至少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韦伯的悲观主义同他的价值领域（valuespheres）的概念紧密相连。
价值领域的概念不仅仅挑战了在总体中思考的传统，它还戳穿了黑格尔的现代美德（sittlichkeit）的概念。
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世界共同的风尚（ethos）是由三种伦理力量来保证的，是由作为一切美德之宝库的国家的至高无上力量来保证的。
在韦伯对现代性的理解中，没有与此相似的内容。
现代（民主）国家不是统一的力量和美德的载体，相反，它是形式化和官僚化的；它的领导人不再是政治家，而充其量不过是精明的政客。
[109]与托克维尔相似，韦伯从来不允许他自己把同情与期望混为一谈。
他所同情的仍然是现代法制国家，而他对“平民民主”
的期望是很低的。
国家因此不是最高美德的宝库，但存在一个替代者吗？韦伯并不相信有这样一个替代者，相反，现代世界的标志是缺乏共同的风尚。
然而，这并不会导致所有类型的风尚的缺乏。
至少，韦伯把他自己对现代价值领域的理解设计成对价值领域的理解。
这并不是一个在其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与同样的伦理力量有关的世界，相反，人们与他们自己的伦理力量有关。
他们可以在现代奥林匹斯的众神中进行选择。
每一个现代社会领域都是一个价值领域，所有属于这些领域之一的人都必须取得他们自己的领域的价值，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约束性伦理力量来遵守这一领域的规则。
科学、政治、艺术、宗教、法律、经济——这些是主要的价值领域。
[110]伦理或道德不可能是价值领域，因为每个领域有它自己的标准与规则，有它自己的伦理，而个人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
他或她不可能加入所有的领域，甚至是不可能真正地加入以上任何一个领域。
[111]对一个价值领域的选择也即是一种存在的选择（existentialchoice）。
[112]当一个人选择了一个价值领域时，他就选择让自己成为投身于这个领域的男人或女人。
韦伯讨论了所有的价值领域，但只有两个是从存在的选择的角度来讨论的：科学与政治[113]，分别是在他的演讲《作为职业的科学》和《作为职业的政治》中。
的确，对韦伯来说存在着一种超出单个领域之边线或有效限制的伦理义务，这是一种消极的义务，一种禁止：各个领域之间不能混淆——一个领域的标准不应被运用到另一个领域。
这是一个好的忠告。
欧洲人很快即认识到，如果政治被美学化，或者宗教、艺术、经济被政治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事实表明，韦伯的禁令实际上是一项反对社会总体化和原教旨主义的禁令。
[114]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给世界祛魅这个主要论题上来。
所有的领域都可以被存在性地选择，但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处于同样支配性的地位。
在合理性与合理化的（现代）时代，从世界的祛魅中获益最多的领域将占据支配性地位。
合理化广泛流行，宗教和艺术也变得日益合理化。
但并不是一切都从合理化中受益，只有经济和科学从中受益——因为它们（与其他的价值领域相反）获得了重要性，并且在合理化的条件下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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