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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对历史决定论的诠释，也见下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赫勒：《日常生活与历史》，鲁赫特汉德，诺依维德—柏林，1970；瓦伊达：《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载《泰勒斯》，1971年第7期。
[171]“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神圣家族》，载《著作》，385页）
[172]通常，马克思为了与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目的论观点保持距离，避免在不直接与个人相关的语境中使用“目的”
、“目标”
之类的术语。
但是我们有时也能在他的著作中见到这样的论述：“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Verkehrungsprocess，即物化转变为异化的过程——本书作者注）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immaerZweck）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
（《大纲》，831页）
[173]“从这全部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犯了多大的错误。
他……借助于‘社会的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宾词，认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一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为一种空洞的范畴。”
（《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35页）
[174]《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15页。
当代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概念问题所涉及的任务和主题的争论，见瓦伊达：《客观自然观与社会实践》，载《匈牙利哲学评论》，1967年第2期（匈牙利语）；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与趋势》，载赫格居什（A.Hegedus）、瓦伊达等：《匈牙利新左派》第2卷，西柏林，迈尔沃—贝尔拉赫，1967。
[176]同上书，294页。
在原著中，此处引文脱落“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
一段。
——译注
[177]《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283页。
[178]同上书，293页。
[179]“如果考察的是产生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这种制度的不发展程度与之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
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自然条件（Naturbedingungen），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Bestimmtheit）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
（《大纲》，163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同上书，158页）
[180]《大纲》，540页。
[181]《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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