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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求,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抽象的客观的”
问题。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追问:人可以是什么?人现在可以是什么?人是否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生活?从“人是什么”
这个问题衍生出的全部问题本身就已经说明,通过追问生物学意义上(“物质”
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或者通过追问“思想”
(或“精神”
)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统一性不是在历史之前给予的,而是在历史之中创造的,历史就是实际的积极的统一过程,是一个未完成的继续进行的过程。
从这种理解出发,葛兰西揭示了全部哲学理论的实践“乌托邦”
特性以及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作为“实践哲学”
的革命特性。
以上分析见葛兰西:《狱中札记》,351页,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1971。
[138]例如,见马克思对鲁道夫·马太(RudolfMatthai)的批评:“我们的作者不是把社会、‘总合的生命’看作它赖以构成的‘单个的生命’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把它看作还同这些‘单个的生命’发生特殊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
如果这种论断也有一点和现实关系的联系作为基础的话,那么这只是一种关于国家对于私人生活具有独立性的幻想,只是把这种表面的独立性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的信念。”
(《德意志意识形态》,107页,国际出版社)
[139]“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
(《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58页)
[140]《大纲》,265页。
——这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
诠释所依据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的实际文本之一。
我们甚至可以同意阿尔都塞的这个观点:不能把社会关系、“生产关系”
视为“单纯的人的关系”
(参考《读资本论》第2卷,102页,巴黎,马斯佩罗)。
——如果把人的关系理解为个人之间的短暂易逝的个人接触的话。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写道:“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
(《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4卷,123页)进一步说,社会关系变成对象化的和制度化的,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活的统一体”
,或者称之为“结构”
。
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关系具备客观的不可还原的存在性。
个人对这些他们的对象化的客观的存在条件的控制越少,这些条件就越成为施加于个人的自主力量,越表现为社会生活和历史中的真正主体。
只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类型(即异化)的历史事实,一个必须在实践中否定和克服的事实;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这却成了隐藏在全部历史中的真理(作为一个“没有作者的剧场”
——参考上文所引著作,177页),只能通过科学(理论的实践)建立和揭示。
马克思认为,消除这些条件和关系的异化特性的可能性——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基于以下事实:这种异化(社会关系脱离所涉及的个体)从来不是彻底的,从来不能消除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从来不能把社会个体还原为既定的生产关系系统中的单纯的“位置”
和“功能”
(对比阿尔都塞在上文所引文献第156页的论述),“生产力和社会关系”
归根结底只是“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
(《大纲》,706页)。
[141]这是理解马克思对希腊古典时代(“正常的儿童”
)的历史角色的论述的关键。
在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短暂时期,出现了这种可能性:一个确定的规模较大的个人群体(“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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