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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践并不是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革命思想”
这一名称本身就比“实践哲学”
的称谓优越。
当然，问题不只是在于名称。
无论我们如何称呼马克思的思想，重要的是考虑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东西：作为革命的实践的可能性。
然而，把马克思的思想解释成实践哲学的缺点并不仅仅在于“实践”
的名称，也不仅仅在于（这一点重要得多）它在根据马克思的精神把实践理解为革命上有所动摇。
它的另一缺陷包含在“哲学”
这一术语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谈到过哲学的“终结”
、“克服”
、“扬弃”
和“实现”
，第二国际理论家把这理解为要求简单抛弃或排列一切哲学。
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解释相反，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
然而，使哲学复归于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本身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
并非所有马克思哲学的拥护者都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部分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
但是，一般说来，那些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大多数人，都坚持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独立自主性。
革命被看作是社会现象，只是在马克思的政治和社会理论范围内探讨革命的问题。
哲学则被用来探讨“最一般的”
问题。
关于马克思哲学是革命思想的见解，意味着彻底抛弃了传统的观点，把哲学和革命置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
在这一既是新的又是古老的见解中，哲学不再生活于抽象的一般性领域之中，它首先研究我们时代的基本的可能性（和现实），而这就是革命。
从另一方面看，不能把革命只理解为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
真正的革命是对人和社会的根本改造，是新的更高的生活方式的实现。
在这种意义上说，如果只停留在社会科学或者只停留在某种特殊的哲学学科，诸如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中，就不能理解革命。
革命问题是中心的哲学学科——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的中心问题。
然而，即使这样说也不够精确。
更确切地说，只有那种不划分为各个哲学学科，并且不同社会科学及社会实践相分离的哲学，才能完全理解革命现象。
换言之，只有那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的哲学，成为革命思想的哲学，才能真正理解革命现象。
这意味着上面提到的《实践》杂志发刊词中的话需要加以修正。
我们并不要求那种其本身就是革命思想的哲学，而是需要借助革命思想超越传统的哲学。
这后一种论断也可能重新被错误地理解为实证主义地消灭哲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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