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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的分析包含着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反对迷信事实，反对抽象主义和零碎知识的倾向，反对夸大分析方法和量化方法的重要性，反对将自然科学方法等同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反对过高地估计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传统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及反对辩证法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所蒙受的贫乏的和令人难以接受的简单化的卓越论据。
尤为重要的是，在今天，在反对那些犹豫不决或未能将辩证方法应用于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在发现他们完全未能把握的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必然和自由的辩证法方面，卢卡奇的许多思想仍然是有用的。
然而，卢卡奇把辩证法只是看作理解社会的一种方法，也包含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问题随即产生，马克思主义者是放弃一种包括存在、思维和实践在内的一般的哲学概念，还是必须接受关于社会的辩证法和关于自然的非辩证的认识方法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呢？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辩证法在原则上不能应用于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缺乏任何矛盾、质变、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或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必然是非辩证的。
若果如此，人们就必须在这样两种选择中进行抉择。
（1）在这个语词的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哲学，它包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的认识，但对存在的不同领域来说，它包括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法。
这种缺乏方法论的一致性的选择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就只剩下一种选择。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
而且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要么是社会历史的一个部分，要么就不是（只有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讨论自然辩证法）。
卢卡奇令人惊讶地选择了后一种情况。
他指责黑格尔和恩格斯把辩证方法扩大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
[18]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在历史之外！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现象呢？只有当假定人们在讨论中所涉及的一切都有意义，而且这一切也使人感兴趣的时候，哲学才能被归结为历史哲学。
这是限制哲学的范围成功地保持其一致性的唯一办法。
例如，对语言哲学来说，自然哲学的问题就成了用来讨论自然的语词的意义问题。
如果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那么，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在此，人们开始觉察出卢卡奇的基本困难，这种困难把所有攻击或追随卢卡奇的人都引入了混乱。
如果人们要讨论自然辩证法，就会混淆三种不同的东西：（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的形成及实践应用。
卢卡奇的全部批判性考察都涉及自然过程本身的客观规律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
。
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人们可能假定，不该使用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概念，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几乎永远要从自在的存在等于自为的存在这种非批判的、教条的假定出发。
然而，不幸的是，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的自然辩证法概念，而且明确地谈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辩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全部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
而且，这个“人”
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
在这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和实践形式之间，认识和改造社会——主观的和意识形态的动机在这里表现得尤为强烈——之间，只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
人们可能用最精确的科学——数学[19]和物理学——来作证明而不必提到生物学，但在生物学中，活力论和机械论、达尔文主义和基因学说之间的冲突在探讨绝对的客观真理方面，绝不是孤立地考察“纯粹的”
事实，而且在这里，科学家“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
不起任何作用。
可以说，物理学史上全部主要的概括也是如此。
围绕日心说的斗争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斗争远不是两种科学观之间的冲突这一事实。
它也是两个世界以及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比那个时代所有社会理论之间的冲突更能毁灭人生的斗争。
20世纪核物理学的发展不过是现代史的一个片段，然而在这个片段中，我们时代一切矛盾都得到彰显。
这种例子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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