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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强调芝诺的矛盾，达到了类似康德的二律背反的同样水平。
这就暗示了达到任何更高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得出，有必要把仅仅是客观的自然辩证法从社会辩证法中分离出来。
[36]因为在社会辩证法中，主体是包括在相互关系之中的，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辩证的（不断地认识自然界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应该包括在第二种辩证类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如果要具体加强辩证的方法，那么不同类型的辩证法就应该确定其基本的形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37]
卢卡奇关于辩证法的不同类型（其中之一便可能是自然辩证法）以及辩证法类型学的必要性的思想，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但这个观点是从错误的前提演绎出来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之所以可能捍卫马克思主义中自然辩证法之必要性的论题只是因为，对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不经主体的任何参与就具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这一前提不真，如果自然界只是客观的和脱离历史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一以贯之地讨论自然辩证法。
因此，如果说卢卡奇的第一种观点过于狭窄的话，他的第二种观点便是折衷的。
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变化》中的一段论述中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在这段话中，卢卡奇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
的社会形式（经济、法律和国家）与“绝对精神”
的各种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相抗衡，并把这种对抗称为“人所涉及的自然，既涉及人周围的自然，又涉及人在自身中所发现的自然”
。
卢卡奇继续说道：
当然，不能机械地理解这种区别。
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什么被看作是自然的，这种自然都是与人相关的。
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即自然的形式、它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总是受社会制约的。
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个直接面对的自然是否完全可能，这是一个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种客观可能性依赖于“社会的经济结构”
。
但另一方面，当这些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社会条件形式中存在时，它们按其固有的规律而发展，并且在它们（必然地）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中，保持其基础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要比“客观精神”
的结构大得多。
[38]
另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来，辩证法不就丧失了其革命性了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革命”
和“革命的”
意蕴所指。
在任何时代，这些词都不会具有同样的意义。
如果它们被极其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像卢卡奇在1919年的形势下可能理解的那样，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种特例。
今天，对许多国家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往事；对某些国家来说，它代表着一种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它又是一种客观不可能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已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难以预测的转变方式。
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进步力量仍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多或少地成功地解决了它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赋予革命一种更宽泛的意义——即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质变——那么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就是革命的，即使当它运用于人化自然的过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真正的人类本质时，也是如此。
现实的革命变化还意指广泛的人类抚育和教育、社会的民主化、通过技术把握自然以及艺术的创造性。
在今天不同于卢卡奇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特别强调辩证法的这种广泛的功能概念。
而且，这一概念具有真正的马克思的广度。
在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卢卡奇非常正统地解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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