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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在全部形而上学中都没有触及和改变客体。
这样，思想就仍然是思辨的，而非一种实践。
而在辩证法看来，核心的问题是改变现实。
如果忽视了理论的这一核心作用，构成“流动的”
概念的优点也就变得有问题了：即成为纯粹“科学的”
事情了。
因而理论只能按照它是否符合普遍的科学的状况而被接受或拒绝，无论人们的基本态度如何，或现实能否被改变。
[27]
这里不是全面评价卢卡奇的批判的地方。
把恩格斯的著作看作一个整体并不完全正确，但引自《自然辩证法》[28]的下述论断却是充分的：
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
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
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
[29]
尽管如此，也不能推出自然辩证法不存在的可能性，其中人的注意力致力于人化自然的过程，即人通过生产、认识和艺术等等而实际地占有了自然过程。
总的来说，卢卡奇对恩格斯和自然辩证法的批判的基本错误在于，他过于狭隘地设想了对现实的改造。
在卢卡奇看来，改变现实主要就是废除资本主义。
这和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无产阶级的观点”
是一致的。
在这种简单的理解中，所有理性范畴都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形式和概念形式。
这也和他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德文版，244～245页）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也是和卢卡奇关于辩证法只是在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服务的意义上才是革命的信念相吻合的。
当我们考虑到卢卡奇是在一种明显的革命形势下撰写文章，考虑到这些文章对清算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尤为必要时，他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这种局限，他密切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的革命改造的全部理论问题，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31]1919年5月，在他写作《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时，卢卡奇是贝拉贡（BélaKun）苏维埃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长。
在10月份，苏维埃政府垮台以后，他在维也纳被捕，但在年底便被释放。
在随后直至1924的几年里，卢卡奇接连受到布哈林（Bukharin）、季洛维也夫（Zinoviev）、鲁塔斯（Rudas）、A.德波林（A.Deborin）等人的攻击，这期间他一直在维也纳任共产国际为东南欧洲创办的杂志《共产党人》的编辑并担任包括共产国际大会在内的许多会议的代表和官员。
[32]当时，他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因而他的思维方式也强调政治。
在后来写作的一些晚期文章和序言中，人们可以感到他在语气上的一种变化。
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革命已经失败，新经济政策也被引入苏联：显然，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一个事件。
在写于1922年12月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以辩证方法为特征的变化：
这种方法是彻底的历史方法。
因此不言而喻，它必须经常地运用于自身，这正是这些文章的根本论点之一。
同时，这一观点必须放在真正的位置，这是迫切的现实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这种观点，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现实。
[33]
卢卡奇在这篇文章中认为：
黑格尔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自然辩证法从来不可能成为任何比公正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运动的辩证法更高的东西。
因为对辩证法来说，主体不能结合到这个辩证的过程中去，至少在迄今的阶段不能达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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