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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确定变化着的系统的显著特征。
第二，我们应该详细阐明那些我们感兴趣的变化层面。
讨论技术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合理的，但把革命仅仅归结为其中的一个层面就可能形成一种局部的超越，导致各种混杂的社会形式，混淆各种不同的、不相容的社会系统的性质。
因此，社会革命的观点是指社会系统在其总体性上的变革。
但这并不排除把不同层面的变革——从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理解为一种单一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革命的必要阶段。
事实上，这一过程也可能只是作为一系列局部的超越而实际地发生，因而，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根本的问题将在于：哪一种局部的超越在导致其他局部的超越以及超越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我们应该确定系统之客观的历史可能性的范围，这就预设了对该系统之外部的和内部的决定因素的可靠认识。
这些决定因素把各种可以想象的、合乎需要的可能性的广泛领域，归结为一些相对有限的、现实可行的选择性。
第四，通过应用我们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最终是以人的自我实现和人作为一种实践存在的思想为基础的），我们将在各种现实的历史选择性中进行抉择，并献身于一种最人道的选择性的实际实现。
这将成为我们活动的目标，并在整个超越时期内给我们指明方向。
第五，通过说明系统的那些显著特征（这些特征阻碍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或者它们的废除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我们将确定系统之根本的内在局限（“否定”
）。
第六，在实践上废除系统之根本的内在局限。
从辩证超越（因而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看，不管这种废除是剧烈的还是非剧烈的，是突发的还是渐进的，是一步的还是多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
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只要能减少全人类的苦难，宁可选择后一种方式。
正是对发展之结构性障碍的这种有效废除，赋予变化以超越的特性。
超越的本质经常受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们的曲解，特别是那些从未研究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人。
两种最常见的错误观点是：（1）把否定之否定的三合一形式归结为一条关于三个相继阶段的规律；（2）那种认为超越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发生的刻板的决定论观点。
在黑格尔那里，正题、反题与合题指的是任何一个概念中的三个基本的要素：（1）自我同一；（2）在一种内在局限意义上的自我否定；（3）超越的行动或对前两者的否定。
而在那些无能的学者手里，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解释则把每个阶段的三要素当成了三个不同的相继阶段。
这样，一个构成任何批判思维和革命思维之真正核心的原则，便作为精神运动的一个陈腐规律而终结了。
因此，很难发现例证，更不用说澄清例证。
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实际上是单向的、刻板的和决定论的。
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则不然，它绝不止向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开放。
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众多的超越形式。
这些形式本身之间的区别既表现在各种理论假定和历史主体之需要的优先权上，也表现在过去的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上。
几乎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将采取它自身的特殊形式，并将导致一种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
正是社会主义的这些形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局限，如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浪费的、利润取向和市场调节的生产，资产阶级和官僚手中的压迫的极权国家以及总的不平等、竞争和私有化为特征的社会关系。
然而，这种超越在形式上、在新的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特点上，将是不同的。
因为每个社会仍将依赖于不同的技术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而这些基础是由不同的成就、传统和已有的历史经验决定的。
尽管无论在哪里，辩证法一直以一种被归结为意识形态神秘化的武器的可悲形式得到确立，但是，仍存在着对辩证法进行合理的和人道主义的重建的巨大可能性。
辩证法是对诞生于人类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期中的许多伟大而丰富的思想的综合，而且这种综合是和一种现代的、历史的、行动取向的思维的需要完全一致的。
这些需要是：克服零碎的、狭隘的专门知识（尽管这种知识并没有诉诸整体主义之思辨哲学的模糊概念）的需要；超越机械决定论（尽管这种决定论并没有回到一种绝对行动自由的抽象的浪漫观点上去）的需要；维护一种历史方向感（这种方向感并无任何教条的、先天论的因素）的需要；克服科学中立性之神秘性（尽管这种中立性并没有牺牲客观性）的需要；彻底改变不合理、不人道的现存生活形式（尽管这种生活形式并非是一种盲目、任性的破坏）的需要。
辩证法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在形式，作为对历史的末世学解释，作为物质、社会和精神之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属于过去。
未来有生命力的和不断需要的是一种一般的哲学理论和具有批判的实践取向的思维方法意义上的辩证法。
（郑一明曲跃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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