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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理论成了胜利了的工人运动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这一事实；
——革命只是在东欧和亚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在这些国家，除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外，还必须实现先前的原始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这些条件中，必然把优先性放在快速的技术发展上，以建立一种集中化的制度并把一种权威结构强加给所有思想和社会行为。
因此，需要回到马克思并重新解释他的思想，以便恢复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思维的批判方法。
四
马克思的科学概念之本质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是由下列特征构成的：
首先，在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从尚未分析过的给定的具体现象（如人口、财富等）转向抽象一般（如商品、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并从它们再回到（这时）已经分析过的经验—理论具体，马克思在克服经验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思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传统二元论方面获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他做出了巨大努力，以便用尽可能充分的证据支持他的每一个论点。
他的所有主要著作都是以多年研究各种材料和确定的事实为先导的。
但是，在和经验论的尖锐对立中，马克思的科学既不是从**裸的事实开始的，也没有满足于对它们的简单归纳概括。
他的现实的出发点，是一种哲学远见和对所有先前相关的特殊知识的一种彻底的批判研究。
最初的证据只是背景之必要的组成部分，他据此构建了一整套富有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解释力的抽象科学概念。
对新的概念构架（这里的“新”
与其说是引入了新术语意义上的“新”
，不如说是赋予了现有语词以新意义上的“新”
）的这种阐释，乃是马克思的科学著作之最为重要和最有创见的组成部分。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不应主要关注描述材料和解释孤立的现象，而应关注对整体结构、对其总体性中所呈现的社会状况的研究。
这正是马克思的新科学并不认为各个分支和各个学科中有任何明显区分的原因。
《资本论》不仅属于经济科学，而且属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
然而，尽管总体性的范畴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起着这样一种压倒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综合研究方法。
马克思知道，任何直接把握总体性而又没有分析中介的尝试，都会导致神话和意识形态。
因此，他的方法的一个必然阶段就是把最初直接把握的整体分解为其各个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在研究的最终阶段必须被带回到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各种关系中，并只是被当作一个复杂结构中的各个要素。
再次，社会形式之当代方面的某些变种以及只注意到其共时性（synic）方面的结构主义，是对马克思的方法的某些本质要素的退化的、片面的发展。
然而，在马克思的新科学中，这些要素是不可分割的。
离开了对其先前的发展和它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的说明，总体性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只有作为人的实践的过去形式的结晶（crystallisation）并和历史上可能的未来相关，才成其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
另一方面，离开了对整个给定状况的确定的结构特征的说明，就不能把握历史上可能的东西。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结构中发现了各种自我解构的力量；不确立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其他规律，他就不可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现实的历史可能性。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对历史没有一种深刻的感悟，如果他以一种和斯密（Smith）、李嘉图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非历史的方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即把它当作人类社会之永恒的自然结构，那他就很难寻找并发现所有那些决定了整个制度转变之相对的稳定和终极的转变的结构性特征。
最后，历史的真正意义包含了一种不仅和所有竞争性理论相关，而且和被考察的社会相关的批判成分。
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方法和革命实践的方法。
他本人通过这样一种说法表达了他的方法的这种根本的特征，即“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49]。
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更早地得到了表达：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把现实仅仅理解为客体，而不是实践。
[50]这种实践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而人不只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而且是能够改变这些条件的存在。
他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中，但他又能解决并实际地消除它们。
哲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人的“现实本质”
，但这种本质不是某种非历史的和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社会关系的总体性。
总之，现实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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