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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神学—宗教的观点由于涉及“彼岸世界”
的本质，显然不仅具有实证主义的意义。
但是，它总是本质主义的，这意味着人的本质已经包含在初始的东西（上帝）之中；而且，在向其前定本质（上帝）“复归”
时，这种观点还是先前那种观点，它表明，人成为人的整个历史过程呈现为某种并不重要的和多余的东西，因为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初始的东西（上帝）中就已经存在。
参见我们的专著《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EtiudjelukarlaMarxa（TheEthiintheWorkofKarlMarx，Iagred，1936）］第216～226页。
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坚持认为，人在历史所予（人是被“掷入”
其中的，而且在其中“注定”
是自由的）中的生成，无须考察人之自我疏远在其中并通过它而实际发生的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任何本质变化或瓦解，因为这是一个异化、物化了的世界。
因此，存在主义最后以对现状的道德说教式的认可而告终，达到了它与似乎是合理的、本质上可能的、现实和人道的现状的调和。
人在这里不是被看作历史的存在，而是在纯主观性的前提上被归结为其生物学的—心理的—理智的结构。
[4]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G.W.F.Hegel，EnzyklopadiederphilosophisWissens（Hamburg，1959），p.84.［Cf.TheLogicofHegel，tr.W.Wallace，§92，OxfordUyPress，London，1931，pp.174-176-Ed.］
[6]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写道：“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F.W.J.Sg，SystemdestraalenIdealismus，Werke，vol.2（Leipzig，1970），p.265。
（Italicsadded.）参见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2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9]在谈到延及现在，甚至未来的过去对每个人的个体性的影响时，谢林在同一页中强调，“过去的时代影响过每个人，就是在每个人都有历史时，过去的时代也影响过每个人”
（同上书，242页）。
因此，就它没有被赋予意识和意义，即没有通过行动转变为未来（它既是过去也是现在之真正和唯一的标准）而言，并不存在一个人的抽象的过去。
[1ruikderpolitisie，Rohentwurf（1858-1859）（Berlin，1953），p.387.
[11]在此我们应该提到亚当·沙夫（AdamSchaff）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麦克罗格-希尔出版社，纽约，1970；原版于1965年在华沙发行），它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这些观点仍然存在，而且从其维护固定和绝对客观的社会运动之自然规律的体系中，排除了这一疑难）的反面观点和对立面。
但是，整个事情便不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
[12]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中，波兰哲学家L.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尤为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
参见L.科拉科夫斯基：《别无选择的人。
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到存在》［DerMeive.VledUzusein（Munich，1961）］。
和这个特别使我们的文章感兴趣的问题相联系，科拉科夫斯基指出：“除非他感觉到改变它的需要，没有谁会探究生活的意义。
这是一个危及所有那些在维护现状中发现自己生存意义的人的问题，因而是一个官僚统治者和保守分子难以容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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