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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
[14]
我并不十分同意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即他和马克思本人都分别谴责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屈从于经济主义这一事实。
然而，不同意这种说法的理由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在反对自己的论敌时，缺少时间、地点和机会去论证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事实是，并没有人很不公正地把经济主义的图式归咎于他们，尽管这种图式偶尔也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
当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并立即补充到“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15]时，他并非是在简单地谈论整个真理。
无疑，这一主题在许多段落（其中有些我们在本文中已经引用）中是非常极端的。
在强调这一点时，我绝非是在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主义的庸俗者们辩护。
毕竟，恩格斯实际上区分了他本人和这种解释，这可以从下面两个恰当的段落中看出：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
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16]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
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17]
四、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两种倾向
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历史过程进一步图式化的倾向已经开始和遵循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研究足迹的创造性努力发生冲突，并被取代。
在第二国际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日益依赖于这种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
那些“清除了”
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以及全部哲学之影响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还能期望些什么呢？例如，人们都还记得，甚至考茨基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而绝非一个哲学家。
斯大林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使历史现实完全被推入了赞成这种图式的背景之中。
斯大林主义者倾向于用几个图式从其总体性上说明历史和全部特殊的历史事件，历史学，甚至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受到这种关于历史的伪哲学的损害，也就并不奇怪了。
面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没有任何一种刻板的图式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社会辩证法在本质上被归结为一种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被当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
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
[18]现实的人和事件从“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观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武断的应用和实体化了的抽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的阶级及其冲突，等等。
因此，物化成了斯大林主义历史观的另一特征。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
[19]的观点。
斯大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犯了类似的错误，区别只是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当人们能够正确地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图式时，正是由于其经济主义，而并非由于物化的历史或忘掉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毕竟，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人自身就是一种生产力，而且几乎是全部历史之最重要的生产力。
根据这种精神，他甚至把革命阶级称作最伟大的生产力。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从未完全陷入这种图式论中。
多年来，一批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站出来证明了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力［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Horeheimer）、本亚明（Benjamin）、阿多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弗罗姆、哈贝马斯（Habermas）、列斐弗尔（Lefebver）以及最近的萨特（Sartre），等等］。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重新认识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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