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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
的口号下，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倾向发展起来了。
这场复兴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明确地抛弃和废除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图式和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所以这类思想已经被宣布为是对真正的马克思的一种歪曲。
然而，事实在于，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图式中，就潜藏着后一种理论歪曲的可能性。
因此，真正富有创造性地回到马克思只能有一种选择：洞察应该摆脱这种刻板的图式并得到系统的表述；这些洞察必须依赖于对社会和历史的未来研究。
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一些附加的说明和改进，但马克思的图式仍然是站不住脚的。
无论他们多么强调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
，甚至基础和上层建筑彼此间的“互为条件”
，但只要仍然停留在这种图式的框架内，就必然断言物质生产总是决定着——即使只是在最终的情况下——人的所有其他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恩格斯的下述论断中，这种最终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20]他甚至更明确地说：“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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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这两种基本倾向，即图式论的倾向和创造性的倾向之间的争论中，前者在理论上已经失败。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家的分析已经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绝不是严格平行的，更不必说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
之间发展的严格平行了。
和我们刚才引用的恩格斯的论断相反，事实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和因素并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
换言之，认为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形式都可从物质生产的状况推演而来，是不正确的。
同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被证明为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必要条件。
而且，当人们试图根据“上层建筑”
准确地描述“经济基础”
时，他们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也是尽人皆知的。
例如，J.普拉米那茨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1954年）中已经证明，“上层建筑”
不仅作用于“经济基础”
，而且上层建筑的某些因素同时又代表着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图式的这种刻板的决定论方面，在批判者手中遇到了麻烦。
对任何以“铁的必然性”
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的信仰，都已被证明为一种幻想。
简言之，任何认为人只能加速或延缓历史过程的观点都不正确，因其方向和结果在根本上是被决定的。
那些不懂得如何摆脱图式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注定只能讨论一些伪问题和伪难题。
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在跨越社会发展一定阶段（这一阶段在图式上已经预见到了）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最为突出的是，这种教条式的探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图式，而当发展采取了一种意外的进程时，又惊讶地对之予以怀疑。
历史不可能自然地跨越自身——它只能超越图式论的思想家们。
让我们引证另一种无效的图式论。
甚至在今天，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不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一事实中，发现了一个难解之谜：他们不是对其图式感到怀疑，而是对这一事实是“巧合”
的结果这种“解释”
更为满意。
因此，在任何地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即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矛盾结果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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