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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
因此，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人”
，究其根本而言是“个人”
，是彼此发生着社会关系的个人；而真正属于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就是个人之间的自觉自由的交往活动。
但是，马克思很清楚，这种个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却是作为狭隘的社会分工中狭隘的社会角色而存在的，是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社会关系的“人格”
化身。
这样的个人，他的感性存在与其类的普遍属性已经分裂。
就“社会”
而言，他是不得不如此的“必然”
的个人，就其“自身”
而言，他则是被任意摆布的“偶然”
的个人，都不是有“个性”
的“历史性”
的个人。
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及其异化性质不过是由无数利益对立的个人的活动所造成的，因而，社会的改造根本上在于个人活动方式和性质的改造，这就是通过提高个人的活动能力和自觉性，通过变革传统的社会分工及其私有制，使个人的活动最大限度地成为自由而协调的活动。
马克思由此断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
共同体的，将是自由个人的联合体。
（8）意义为什么是“个人”
而非“群体”
成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环绕的中心？这是因为人的感性生命是以个人的形式存在的，人的生存既源于个人的生存欲念和生命意志、生存能力和生活信念，又要靠他自己选择和承担、感受和体验。
这就有了关于人生的“意义”
问题。
“意义”
生发于个人与对象的生命活动中，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实现感；同时也关乎人对生活的理解、期待。
“意义”
是最具个人性和主观性的生命感受，但它也是最具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生命感受，因为“意义”
本身就意味着人与他人、与自然以及与自身的相互生成、相互确证和相互开放。
因而，在人与人彼此分割开来的私有制社会，人生的“意义”
必定是狭隘、可怜甚至“对立”
的，超越了私有制的逻辑和眼界，人才会生发出宽广、丰赡的意义感。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
在私有制的范围内，这一切都具有相反的意义。”
[21]人类的解放从而人与生存于其中的整个世界的相互确证、相互贯通，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生的最高意义之所在。
从生存哲学的视角看，笔者认为，马克思就人的生存和生存方式，探究并解答了下述三大问题：
第一，关于人的“生存”
。
人的生存就是人现实地在世生存。
人生存在世，这是一个最原初最基本的事实。
就此而言，不存在一个“人”
为什么生存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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