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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或不自觉地掩饰和维护了人类社会的上述分裂和对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人自身的灵与肉、社会意识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分裂，根本上是反对的。
如果说脱离了物质生活的意识或精神是异己的虚妄之物，那么没有意识或精神引导和贯注的物质生活，也是“异化劳动”
一类非人性的物化存在方式。
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
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36]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37]可见，对于社会分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持的价值立场和最基本的认知态度，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矛盾统一，是由这种统一所主导的社会历史观。
他们承认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形式和动力，但他们同时认为，这一分工和分化如果走向极端即分化开来的各方面完全分裂，则分裂开来的各方面都会陷入“抽象化”
、“异化”
；而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势必造成人类内部的分裂和对抗。
那么，人类能否自觉地解决这种社会的分裂性矛盾呢？在人类尚未进入世界历史时代时，“人类”
还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人们至多依据自己从属的共同体来理解人类及其属性。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性扩张，世界上各个民族从过去的地域性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地球上的人类已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来越有了与他们各自的利益内在相关的共同利益；任何阶级与民族的压迫虽然直接指向其他阶级与民族，但最后也将指向自身；而任何阶级与民族要获得最后的解放，就不能不承诺其他阶级和民族的解放。
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才会强调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要人们重视社会“分裂”
、“对立”
的现实，其价值取向或目的正是为了让人们找到超越这种社会状况的途径，建立一个自由和谐的“人类社会”
。
消除旧式的即自发的劳动分工，扬弃私有制，是他们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指出的最终出路。
他们的这一基本见解和预言对于我们从根本上、宏观上认识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依然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但是，毋庸讳言，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期阶级对立严重而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他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与分化的性质的判断，就容易产生偏差。
后来他们不断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批判和修正，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工合作、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和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入和全面。
由于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对抗势必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即使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也要“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38]，可见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也正是在解决自身的矛盾中趋向理性化的。
马克思之后，西方学者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现代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问题，提出了包括“有机团结”
、“社会分层”
等在内的各种理论观点，并表现出所谓“科学实证”
与“人文价值”
的不同方法论取向。
当代学者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则力求通过理论综合把握当代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已分化为“体制”
（system）和“生活世界”
（lifeworld）这两大异质性领域：“体制”
是由体现工具理性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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