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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物相”
；它和同源的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
一样，乃是“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
[9]。
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下述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把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倒转过来仍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
诚然，即使是费尔巴哈也已经意识到，“作为物性的物性”
和“作为观念的观念”
是同一种东西；但是，他试图用来遏制理性专制主义的“感性”
原则却不但没有使他从形而上学中真正解脱出来，相反却导致了一种看起来是更加僵硬和无生气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它首先是并且应当被归结为本体论革命——正是由此处脱离，而不是于此处滞留。
然而，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却远未得到充分的估价，那些对于此种本体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
——如“感性对象性”
、“感性意识”
、作为“感性活动”
或“对象性活动”
的“实践”
、“劳动”
、“人类社会”
等等——也还未曾得到具有原则高度的澄清和阐明，甚至还没有在本体论方面真正被触及过呢。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由于使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滞留于费尔巴哈的那种境域，结果不仅极其严重地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而且为各式各样的曲解、无知和偏见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是最明确不过地把马克思的本体论局限于费尔巴哈的框架内，那么，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就是试图从黑格尔那里给上述框架作方法论上的补充。
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始抨击“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
时，他的富有成果的努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至少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方面恢复了黑格尔对于费尔巴哈的优先权。
至于这种解释的创意和局限，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一方面，虽然卢卡奇还主要是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提出问题，但是在主体—客体的辩证法居于主导地位时，他便要求着使“主观性”
或“主观方面”
本质重要地进入到本体论的基础之中；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眼镜”
使他无法从根本上真正克服那种保持在“同一”
内部的对立，结果这种对立的再度活跃引导出来的乃是黑格尔哲学的“费希特因素”
。
无论如何，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卢卡奇之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但又意味深长的比照。
我们仅举其中的一例：那个对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来说最为根本并且性命攸关的原则——“实践”
，乃从分裂的和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去获得解释：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
完全等同于费尔巴哈的“实践”
（或“生活”
）概念时[10]，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却以一种“夸张的高调”
、以一种主观主义的“乌托邦主义”
使实践概念“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
，从而在把“被赋予的意识”
变为实践的同时，构成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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