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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难看出，正是在这种对立中，马克思哲学（首先是其本体论基础）从根本上被分裂了；并且由于这种分裂，马克思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决定性革命和无与伦比的创制便隐遁了，或至少是暗淡了。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无论这两者之间是怎样的“比例”
，无论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地彼此斟酌损益，据说这就是马克思哲学。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根本谈不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如果说这种当代意义的遮蔽更加切近地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哲学基础的分裂，那么它同样还更加深刻地植根于生活世界本身的分裂之中。
三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决不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好像它是可以现成地存在于某个地方似的（比如说，现成地居住在一套全集中）。
毋宁说，它倒是被发现的；正像此种意义只能历史地被遮蔽一样，它也必定只能是被历史地发现的。
而意义生成的根本途径乃在于实际地形成“对话”
。
因此，在哲学范围内，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发现势必要求它与当代的哲学形成最广泛的和不断深入的对话。
如果没有这种对话，它的那些被遮蔽的意义就不可能被再度揭示出来，而这些意义之最深刻的当代性也就不可能愈益透彻地得到领悟。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文化的真正核心，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它还在实际地领悟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那就尤其正确。
然而，对于这种当代性的切近领悟，只有在对话的途中才是真正可能的；反之，如果这样的判断只是激起了某种无责任能力而又自夸大狂的孤立主义，那么，领悟并揭示意义的辩证法也就终止了。
如果说，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努力毕竟在一个更为清晰的地平线上开启了揭示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巨大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同样也意味着上升地达到那种愈益被揭示出来的当代意义的高度，并在此种高度上形成对20世纪哲学努力的历史的——因而是批判的——估价。
这样的工作唯有通过对话才能实行，而对话首当予以消除的乃是无知和偏见（当然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偏见”
）。
伽达默尔在阐释20世纪的哲学基础时，完全正确地注意到马克思已经放弃了“黑格尔的概念立场”
；但是，当他把马克思仅仅与弗洛伊德、狄尔泰和克尔凯郭尔并列起来作为20世纪的“出发点”
，而使尼采作为“本世纪哲学运动的后盾”
时，他却在哲学性质方面错估了马克思。
“尼采是一个伟大的、预言性的人物，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世纪批判主观精神的任务。”
[12]这一判断若就思想史上的影响而言，可以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伽达默尔使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属于尼采的批判目标——意识本身的异化时，他却又一次在哲学性质方面错估了马克思。
若就哲学性质而言，马克思不是尼采的一个特例，相反尼采倒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的一个特例——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从本质性方面着眼，那么我们有理由断言，尼采哲学之被发现了的意义使他成为当代哲学的天才预言家；而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创制若进入到当代意义的光照之中，则远不止于“先知”
，他还是20世纪哲学之最终结果的真正的“同时代人”
。
因为当尼采把关于主观精神的决定性追究给予当代从而使德国唯心主义的天真预设陷于虚假性时，他本身又回复到一种虚假性之中；而马克思在初始是同一性质的批判中却走到了使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都无以规避的地步——当他一个接一个地击穿了全部旧哲学的那些“断言的天真”
、“反思的天真”
和“概念的天真”
之后，他的思想似乎是不可遏制地深入到当代哲学的真正核心中去了。
我们希望很快能有机会为这一点提供详尽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
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和尼采一样，对“绝对的形而上学”
实施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性的“倒转”
；然而由于这种倒转（仅仅是“倒转”
），所以马克思又和尼采一样，重新转回到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之中。
[13]这样的判断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海氏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估价上：“与黑格尔相对立的马克思并不在自己把握自身的绝对精神中，而是在那生产着自身和生活资料的人类中看待现实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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