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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说来，这一点却并不是历史学理论的缺憾，问题只在于它以何种哲学并且以何种方式实际地勾连于历史学实践的具体化。
就此而言，我们今天仍然特别地需要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位导师：因为他们以虽则相反的立场，坚持反对主观思想，力图深入于历史的本质性，并且内在地包含着具体化的纲领。
这些最关紧要的方面，不仅尚未被真正消化吸收，而且还长久地被严重误解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解，并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起源于对两者关系（特别是其差别）的误解。
当代历史哲学在其获得有意义进展和收获的同时，却在某些根本之点上遗忘了“客观性（Sachlichkeit）告诫”
，因而以不同的方式或者返回到某种形式的——较为精致或较为粗疏的——主观主义，或者使客观性问题本身居留于混沌的、未经澄明的境地。
举例来说，当柯林伍德声称“过去决不是一件历史学家通过知觉就可以从经验上领会的给定事实”
[109]时，他说得完全正确；但是当他由此进一步引申出“历史就是思想史”
时，这里所谓思想将在何处获得其客观性的承诺呢？它是主观思想还是客观思想呢？应当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柯林伍德的立场还远不是清晰的。
“历史就是思想史”
这一定义诚然可以导致某种心理学，甚至导致某种完全主观的“秘传的心理学”
——柯林伍德反对这一点；但他同样反对黑格尔的客观思想，他立志将历史的本质性导回到思想而又不居留于这种客观思想。
就其反对将思想实体化为绝对者来说，柯林伍德是对的；但只要他仅仅执着于思想本身，那么思想的客观性——从而历史的客观性——也就因此不再能够获得任何保障了。
伽达默尔曾这样写道：“在古典哲学思想中，这种客观性的魁首当推黑格尔。
他精确地讨论的物的活动，并且用以下事实体现了真正的哲学思考，即物在自身中活动，它并非仅仅是人自己的概念的自由游戏。
这就是说，我们对于物所作的反思过程的自由游戏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并不起作用。
本世纪初代表了一种哲学新方向的著名现象学口号‘回到事物本身去’指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110]
需要补充的是，在黑格尔那里，反对主观思想从而确认物（Sag）在自身中活动的存在论前提在于：思想是事物的自身（ansich）。
然而，当这样一种存在论前提已不再能够通过绝对者的形而上学（即“神正论”
或“辨神论”
）来维持并最终陷于瓦解之时，思想的客观性就不可能继续立足于并且持存于“思想的内部自身”
了。
黑格尔哲学是试图就思想本身而来论证和展开其客观性的最后一次尝试。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就不得不把我们引导到马克思的路径上去，引导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方向上去。
因为如果“历史就是思想史”
，那么，历史学的客观性就必须由思想本身的客观性来拱卫；但如果思想的客观性不再能够由思想本身获得形而上学的内在支持，那就意味着思想立足于自身的客观性已然倾覆崩溃，意味着历史学理论必得从“思想的内部自身”
走出来。
柯林伍德强调思想、意识、目的等对于一切历史事项的重要性（特别是它们区别于自然事项的重要性），这是完全正确的和无可辩驳的，但就思想构成历史的本质性这个主题而言，他除了退回黑格尔哲学以便捍卫思想的客观性一途，就是超出思想本身而对思想、意识、目的等作出真正客观的说明，以便捍卫历史的客观性——而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没有历史的客观性，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就这个根本之点而言，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就意味着：在批判地瓦解“立足于自身的思想”
的同时，去积极地把握和阐明历史运动的全部客观性。
[1]选自《天津社会科学》，1999（6）。
原标题为《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2]参见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导言”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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