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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尤其是《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最根本的含义不是体现在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中，而是体现在人改造自然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上。
第三，在深入钻研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基础上撰写出来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这部晚年巨著中，卢卡奇虽然肯定“自然存在”
是“社会存在”
的一般前提，从而重新肯定了恩格斯所倡导的自然辩证法，然而，这部著作的研究重心始终落在社会存在问题上。
在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卢卡奇列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劳动、再生产、意识形态、异化等。
我们看到，卢卡奇的问题域与前面列出的传统的问题域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从卢卡奇的思路出发，阿尔弗莱特·施密特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
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这部著作中，一方面，施密特指出：“如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像今天仍在苏联和东欧盛行的那样，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表白的话，那么它就与那种低劣的唯心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
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主题和基础。”
[16]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
他启示我们，马克思决不是通过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
另一方面，施密特认为：“从实践上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合起来，构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的特征，反映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立场。”
[17]也就是说，应当从劳动辩证法的角度，即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理解自然辩证法。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新手稿的问世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新思考，使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的巨大影响，从而加深了这样的认识，即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
然而，平心而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认识也有种种不足之处：
第一，争论的焦点常常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即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还是完全对立的。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关注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多地强调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对立关系。
阿尔都塞甚至认为：“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看到，黑格尔的影子是一个幻影。
为了把这个幻影赶回到黑夜中去，我们必须进一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
[18]由于争论的情绪化和表面化，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探讨总是深入不下去。
第二，没有结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演变来探讨他和黑格尔的关系，从而使整个讨论趋于简单化。
第三，没有阐明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把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理解为《逻辑学》的影响，并主张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去解读《逻辑学》。
第四，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概念的界定和论述缺乏明晰性，从而体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缺乏总体上的说明和把握。
四、我们对这一关系的重新理解
在对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关系问题的认识史和现状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对这一关系，从而也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作出新的说明了。
为便于理解起见，我们将按下面的次序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第一，马克思本人是如何表述他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的？
应当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作过许多论述，就其代表性的表述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42年之前。
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的思想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
比如，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11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起：“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19]
第二阶段是从1843年到40年代末。
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媒介，从总体上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布·鲍威尔等人仍然在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上活动：“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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