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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马克思回顾自己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有关物质利益的争议感到困惑时，这样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27]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确立了两个重要思想：第一个思想是，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思想构成马克思全部法哲学理论的基础；第二个思想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政治经济学。
这样一来，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
学说的批判性思考成了马克思思想演变，尤其是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
不仅如此，市民社会的概念还成了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28]。
《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还表现在下面两点上：
其一，它使马克思认识到：“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29]因为黑格尔正是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来论述人的权利、义务和本质的，正是基于这方面的思考，马克思后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二，它启发马克思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如前所述，列宁认为，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其实，正如我们前面已引述过的、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阐明的那样，《逻辑学》主要是“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
帮了马克思的忙，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主要来自《法哲学原理》所提供的启示。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
[30]马克思的《资本论》乃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光辉典范。
更不用说，《资本论》中关于占有、分工、契约、价值、人格、自由王国等许多论述，或直接以批判的方式引证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或间接地体现了这部著作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更应该说，不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乃至他的全部经济学说。
第四，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究竟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现象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它抓住了“人的异化”
这一核心问题，从而展开对整个社会、国家、宗教领域的批判。
[31]尽管这一批判被神秘化了，但它对马克思的启示是重大的。
其次，正是《精神现象学》中的“异化”
和“劳动”
概念启发了马克思，使他在考察国民经济学时提出了“异化劳动”
这一概念。
马克思后来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也正是在异化劳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再次，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32]。
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和《逻辑学》中的辩证法之间的差异。
在《逻辑学》中，辩证法的承担者乃是逻辑理念，而在《精神现象学》中，辩证法的承担者乃是劳动，因而可以把这种辩证法表达为劳动的辩证法。
尽管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未注意到其消极的方面；尽管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然而，《精神现象学》毕竟显示出人在劳动中的生成。
这是《精神现象学》的伟大成果，马克思后来在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33]这里说的“合理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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