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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中间阶段。
道理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并不关心市民社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这样写道：“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52]这就告诉我们，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并不能帮助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作出深刻的解剖，所以，这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说来，根本上是无用的。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这就从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实质。
就人的学说而言，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同样是存在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马克思的思想背景中入了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和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所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在起点上就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存在着差距。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指名地批评了费尔巴哈，认为他停留在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见解上，“但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53]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54]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马克思有时还使用“类意识”
、“类存在”
这样的费尔巴哈式的术语，但他关于人的论述在许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
比如，马克思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
，又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55]。
显然，这些从国民经济学批判中抽绎出来的观点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中是找不到的。
在《神圣家族》中，虽然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
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56]但是，在另一处，马克思又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
[57]这表明，尽管马克思不赞同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但仍从其著作中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反之，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虽然揭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秘密——“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
，但他的著作并不能展现出人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关于人的学说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
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8]费尔巴哈的贡献是把神学还原于人学，但他的人本主义完全撇开社会历史进程来观察人，因而这样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不现实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秘密：“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59]从马克思上面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混淆起来，还是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混淆起来，都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
这种误解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
诚然，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提供过重要的启示（如把德国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还原为人学、以感性对抗思辨等），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学的探讨，决不应该夸大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作用。
按照我们的看法，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上也并不存在着一个所谓“费尔巴哈的阶段”
。
要言之，不应该用费尔巴哈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哲学，而应该用马克思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费尔巴哈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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