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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
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14]这段话与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那段话极为相似，因而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那段话的含义。
这里说的“哲学”
不是指一切哲学，而是特指抽象的思辨哲学。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批判的是黑格尔式的抽象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的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活动的抽象人性论的人本主义哲学，强调研究现实的生活过程，研究人们的实际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并没有否认这些概括“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
，即对整理历史资料具有指导意义。
这些“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就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
马克思反对的只是使这些“概括”
离开“现实的历史”
，把它们当作“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而不是否认这些“概括”
本身，亦即不是否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
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对“生产一般”
和“劳动一般”
的论述，说明马克思是承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讲过“生产一般”
这个概念。
一方面，他认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
[15]马克思接着指出，生产一般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规定或四个环节，并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一般关系。
同时，马克思又反对把生产一般理论到处生搬硬套，而不去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
他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16]“生产一般”
理论，可以说就是关于生产的一般经济学理论。
它是从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又具有超越生产的具体的社会形式的特点。
只有把它与生产的具体的社会形式相结合，才会对生产的具体的社会形式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中说：“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
[17]，它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社会形式为转移，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
“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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