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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空想家们并没有脱出这种思维逻辑，他们虽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和苦难的基础之上，他们看到了这些矛盾和苦难，有的还作了有相当深度的揭露和批判，但在如何克服这些矛盾、解除这些苦难的问题上，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就使他们完全脱离开现实生活基础，陷入纯粹的主观空想。
马克思和他们完全不同。
这个不同首先就在于马克思摆脱了先验抽象原则的束缚，不像他们从什么永恒正义、人性本质、道德规定出发，而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矛盾中去寻求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
这里贯彻的正是他所创立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理论的变革在根本上也就是世界观的变革、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二者甚至可以说就是一回事。
马克思实现这种变革是充分自觉的。
他从学术活动的一开始早在1843年就明确地把自己的理论活动同传统的教条原则区别了开来，并公开向世人宣告：“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
马克思在这里还深刻地批判了奉行抽象哲学原则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他揭露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
，在马克思看来，那时的“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
[15]。
什么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应该说这里已经显露出马克思在后来完成的从生活实践出发的思维原则了。
具体说来这就是：马克思面对的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并暴露出大量难解社会矛盾的资本主义现实，只要在吸取和动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现实斗争去克服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除的那些社会弊端和弊病，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自然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优越、更合理的“新世界”
，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这里并不需要去想象未来的生活目标，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永恒的正义尺度和绝对的理性原则问题，它需要的只是以革命的和批判的态度去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
这样得出的社会主义结论，当然就是与空想的理论根本不同，具有深厚现实生活根基的科学性质的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产生的直接重大成果。
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鲜明地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
那里的哲学结论是：“……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16]；与此相适应地，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
七、实践标准的讨论
实践标准的讨论，转换了教科书哲学的先验思维模式，才使我国走上改革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原则、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那么，我们要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的科学学说，首先的和决定性的条件也是必须转变我们的哲学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遵循的是永恒正义、不变本质、概念规定的先验思维原则，我们就不但不能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谛，还必然会把这一科学学说本身变成先验的教条原则，使它重新退回到空想理论中去。
我们不应当隐讳问题，也不应当回避问题，从多年来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应该坦诚地承认，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在苏联学者手中（主要体现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由于他们没有转变传统哲学的先验思维逻辑，他们不但使这个哲学的许多内容退回到18世纪的水平，而且也把这个哲学本身的理论转化成为先验的教条原则。
那么，在这种哲学模式指导下的“社会主义”
实践的状况如何呢？
苏联作为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利用政权的力量做了许多事情，甚至使自己成为可与强大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最后仍然解体了。
苏联解体的原因当然有很多。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问题那就不能否认这样的一点，就是：它所实践的“社会主义”
同马克思创立的那种（科学的）“社会主义”
并不相同；而这种不同的最大之点恰在它把“社会主义”
变成了马克思所否定的那种“应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的先验原则之类的东西，从而使它失去了现实的生活基础。
应该说，这种情况与哲学中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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