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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分显示人的本质力量，使人的主体性迅速高扬、人的普遍性迅速发展的时代。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类通过以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
所表现出来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客观上正是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
的辩证法的确证。
当然，这并非说现在的人们都在自觉地运用和贯彻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
的辩证法。
同时，现代社会实践中所表现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也还没有以哲学理论的形态集中起来。
但这种精神却表明了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
的辩证法确实是植根于具有批判性、革命性的人类社会实践的；而人类社会实践的新的发展，必然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
的辩证法提供新的生长点。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中那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精神，亦即现代社会实践中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哲学地集中起来，使之具有哲学理论的形态，以丰富和发展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
的辩证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以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实践，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主体性效应，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强大的反主体性效应。
面对现代人类社会实践中的这种内部冲突，我们应该运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
的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对现代社会实践（包括它的理论的和观念的背景）进行批判性反思。
这种批判性反思不仅对于坚持和发展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
的辩证法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从总体上使现代社会实践在更加科学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合理化，以扩大其主体性效应，防止和减少反主体性效应也是必要的。
[1]本文与欧阳康合著，选自《河北学刊》，1989（2）。
[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同上书，19页。
[4]同上书，16、21、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资本论》第1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0～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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