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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用“共时性”
和“历时性”
这两个词，因为它们常出现在当今的语言学用语中，因为阿尔都塞的阐释不仅从巴什拉那里借来了认识论上的决裂和建构科学客体的思想，它还从索绪尔的语言学那里借来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立，借来了系统研究与转换规律研究的对立。
把共时性与系统观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触摸到了阿尔都塞阐释的实质：一切社会经济体制都是一个系统，至少这符合较弱意义上的系统，即系统内部的每个成分都与其他成分发生关系，如果万事皆备，就差一个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就非同一般。
我之所以用词谨慎，是因为一个成分的状态严格地决定其他成分的状态，在阿尔都塞的共时性马克思主义中并不是必需的；重要的是，而且关键的是，成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性的关系，一个成分的状态一旦决定，就将导致影响到其他成分的后果。
我补充一点，相对以上较弱的系统观而言，阿尔都塞还想走得更远。
他重申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赋予生产关系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用它来解释一个系统的结构。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经济制度”
和“社会制度”
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他则引入了这一区别，为了重构各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为了维护经济成分的优先地位，他提出了以下观点：分析最终表明，对于一个确定的社会制度来说，给其决定性因素定性的是经济或生产关系。
阿尔都塞想讲的是：倘若你们观察封建制度，这个制度的运行条件是贵族阶级独揽军政大权；封建地主若想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这种统治必不可少；在封建制度中，政治机制是决定性因素，一小撮特权阶层依赖它来榨取剩余价值。
为什么在封建制度中政治机制是决定性的呢？答案如下：说到底决定它的还是经济机制。
生产方式，封建阶级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才是真实原因，它们使得剩余价值的获取只能间接地通过阶级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来实现。
出于同样的理由，界定资本主义制度或现代制度的东西刚好相反，由于制度性质不同，其剩余价值的提取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进行，无须借助政治机制。
于是有以下的公式：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总是经济机制，是它决定了在每个社会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关键机制。
于是新、老观念被综合到一起：一边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老观念，即经济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另一边是新引进的经济制度的多样化，社会形态的多样化，制度不同，每种机制的作用不同。
从这个一般理论出发，阿尔都塞运用了一系列概念，他认为，有了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像在拼合中那样重构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下面是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
（1）劳动者的概念；
（2）生产手段，它还可细分为工具与对象；
（3）非劳动者，他们有两种不同的关系：（a）与财产的关系；（b）实际占有权。
与财产的关系和实际占有权的区别很清楚：与财产的关系纯属法律上的关系；实际占有权是某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获取剩余价值的实际能力。
这都是些基本概念：劳动者、生产手段、生产对象、生产工具、非劳动者、与财产的关系、实际占有权，如果我们有了一门完整的历史科学，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基本概念来重构每个社会形态或经济制度的特殊结构，而所有这一切皆取决于连接这五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五种基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每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的结构和社会形态的一般组织形式。
（冯学俊吴泓缈译）
[1]选自《社会学主要思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选自《论治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
[4]亦可译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
——译注
[5]选自《论治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
[6]括号为雷蒙·阿隆所加。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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