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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点对现代解释学极其重要，我们越是深入到解释之中，我们同时就越靠近一个极其危险的区域，在那里解释不但会遇到解释折返的点，而且它作为解释本身也会消失，可能招致解释者本人的消失。
存在总是靠近解释的绝对之点，但同时它也总是靠近一个断裂之点。
我们十分清楚，在弗洛伊德那里，是怎样逐渐发现这种解释在结构上开放、在结构上裂开的性质的。
它首先是在《梦的解析》中以一种颇具暗示意味，很大程度上为解释本身所遮掩的方式出现的：这就体现在弗洛伊德分析他自己的梦，会以羞耻或不透露个人隐私的理由来中断自己的论述。
在分析杜拉时，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考虑到几年后他将称为迁移的某种东西，因而提出了一个观点：确实必须中断这种解释，不能一直走到头。
被分析的对象和进行分析的医生之间的关系显然是精神分析的组成部分，它为精神分析打开了一个空间，精神分析在其中不断地展布自身，但却从不能完成自身。
而后来，正是从这种关系的无限性和无限地产生问题的特征入手对迁移进行的全面研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精神分析的不可穷尽性。
在尼采那里，解释显然也总是未完成的。
对他来说，哲学如果不是一种总是悬而未决的语文学，一种没有终结的、总是可以向更远处展开的语文学，一种从未绝对固定的语文学，那又能是什么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正如他在《超越善与恶》中所说，“由绝对知识造成的灭亡完全能成为存在基础的一部分”
。
然而，他已在《看哪！
这人》中揭示出，他是怎样地与这种属于存在基础的绝对知识贴近的。
1888年秋的都灵之行，情况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从弗洛伊德的书信集中破译出，自从他创立精神分析时起，他就处于无休止的焦虑中，我们就可以考虑弗洛伊德的体验是不是在本质上和尼采的情况很近似。
解释的断裂点，也是解释汇聚之处，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解释成为不可能的。
这里涉及的问题，完全可能是某种犹如癫狂的体验的东西。
这种体验，尼采既与之搏斗又为之着迷；这种体验，弗洛伊德终其一生，不无焦虑地与之作斗争。
一种解释运动，既无限地接近其中心，同时又崩塌、烧焦。
而癫狂的体验正印证了这种运动。
我认为，这种解释在本质上的未完成性，对于解释来说是根本的，它与另外两项原则有关，这两项原则与我刚刚谈到的两项原则一起构成了现代解释学的公设。
这两项原则中，首先一条原则是：如果解释决不能完成，这完全只是因为没什么要解释的。
没什么绝对的原始项有待解释，因为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是解释，每个符号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需要解释的事物，而是其他符号的解释。
你可以说，所有解释项都已经是被解释项，因此，在解释中建立的既是一种澄清的关系，也同样是一种暴力的关系。
事实上，解释并不在于澄清被动地提供给它的有待解释的某种材料；它只会是攫取，而且是以暴力的方式，攫取某种已有的解释，必须颠覆它，翻转它，挥舞锤子砸碎它。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
他解释的并不是生产关系的历史，而是已经作为一种解释出现的某种关系，尽管它是以自然的面目呈现的。
同样，弗洛伊德解释的也不是符号，而是解释。
实际上，在症候之下，弗洛伊德发现了什么呢？他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发现了“创伤”
；他揭示的是具有焦虑负担的幻觉，这种幻觉就是一个内核，它拥有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解释。
例如，厌食并不像能指归结到所指那样，归结到断奶上，而是作为符号，作为有待解释的症候，归结到对母亲的不洁**的幻觉，它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其自身就已经是一个言说体（uncorpsparlant）。
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在其病人的语言中所解释的只是病人提供给他的作为症候的东西，而非别的方面；他的解释是对解释的解释，采用的也正是那一解释使用的说法。
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发明“超我”
的那一天，有个病人对他说：“我感到我身上有条狗。”
尼采也是以同样的手段攫取已经相互攫取的解释的。
对尼采而言，没有一个原初的所指。
词语只不过是解释；在词语的整个历史中，在成为符号之前，词语就一直只是在解释；而它们最终能发挥符号的作用，仅仅因为它们基本上只是些解释。
尼采对善的著名词源学探究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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